七十年代第一次去集市上卖鸡蛋，卖了两块多钱。84年第一次登上讲台成了一名教师，86年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去了天安门，故宫还有颐和园，第一次坐了地铁。87年去了山东泰山看到了海上日出！
生存压力下的邻里和睦，温情如水，萦绕终生。
一
1970年3月，我从部队转业来到荆门时，荆门还是一个小山城，战区内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几万人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岗上，搭建芦席棚栖身，席棚里铺铺相连，拥挤不堪，还有不少人露宿荒野。老天也和我们作对，阴雨绵绵，满地泥泞，寒风刺骨。在这种环境下，参加会战的各级干部，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同工人甘苦与共，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不搞特殊化。
我到荆门报到以后，被分配到八分部九团，当时没有住房，在竹皮河的山坡上露宿了两晚上，有一名领导发现以后，把我叫到一个席棚里，将铺位让给了我。他说，你们单位还在襄樊，暂时来不了荆门，你先住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工作。
过了几天，我发现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席棚里的还有一个六十开外的瘦老头，身穿破棉袄，白天同我们一起搭席棚，搬运席子和竹杆，干活总是一声不响，平时也很少说话，大家都称他老师傅。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争抢着去装饭，而他总是站在一旁，等大家装完饭以后，才慢条斯里地去装，待他装完饭，菜盆里的菜已被一抢而光。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里想，这老师傅可能天天都是饿着肚皮。后来我才发现，团长韩德成同志经常晚上来看他，有时请他到团部深夜才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同志。
1970年4月，我被调到土方机械连担任副指导员，连队主要担负着土方施工任务。当时，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炼油厂“十一”出油，八分部在分子筛车间的山坡上设立了前线指挥所。为了掌握施工进度，指挥员们蹲在现场，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几乎24小时在前线，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领导。副指挥长叶忠贵、施宗林、副参谋长李春甫等把床铺搬进现场。有时深夜回到席棚里，没有水喝，就忍着，没有水洗潄，就穿着一身脏衣服在床上打个盹，第二天清晨又直奔施工现场。
有一次，我到前线指挥所参加施工调度会，副指挥长叶忠贵带我们去催化工地学习六局三公司的土方施工经验，大家刚进入铂重整工地的山坡上，催化工地的炮声响了，刹那间，工地的上空乱石四处飞，六局三公司一名连长被飞石击中头部，当即倒地。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四处躲避，而叶副指挥长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扑向连长，双手紧紧按住其伤口，并大声疾呼：“你们快躲、快躲！”这一幕，是我在荆门石化终身难忘的情景。这就是会战时期的领导干部。
会战初期，无论工人，还是干部，都翻山越岭步行到工地。当时八分部机关只有两台吉普车和一台破烂不堪的华沙车。客观上公路不通，主观上领导为了与工人同甘共苦，有车也不坐。指挥长姬永兴，大家都称他“夜猫子”，当时他住八分部机关，每天都深入施工现场，远至轻油罐区和原油罐区，近至常减压、催化、焦化工地，天天翻山越岭，从不坐车。就是每天晚饭以后，他也要到工地巡视。
有一天晚上，我和杨洪来等在原油泵房工地推土方，深夜零点以后，姬永兴同志也拄个木棍翻越三座山来到施工现场，从破棉袄里掏出烟，给了我们每人一支，我们十分感动。七十年代中期，炼厂初步建成，条件大大改善，不少厂领导仍然不乘车，坚持骑自行车或步行进沟。
二
1972年，我从基层调到机关。在厂政治部工作期间，与领导接触更多，联系也更加频繁，我亲眼目睹了厂领导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好作风。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带头干。在装置收尾和系统配套工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大干，不管前线和后线，不管什么任务，只要是收尾工程需要的，只要是上级安排的，都愉快接受，坚决完成，从不讨价还价。他们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坚持早上班，晚下班，日日夜夜和工人战斗在一起，凡是要求群众干的，自己干在前，凡是艰苦的地方，干部首先顶上去。
不少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把行李搬进车间，吃在现场，住在现场，有家不归，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为了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李春甫、孙玉宝、万德录等领导坚持昼夜在现场指挥，厂部在现场设立了前线政工组，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到现场，宣传鼓动到现场;供应部门坚持送料到现场;后勤部门坚持送饭、送医送药到现场，保证了收尾工程的顺利完成。
在抓好装置收尾和系统配套工程的同时，厂党委还把农业生产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由副政委王若坚带领一百多名知青和各车间抽出的部分职工住在潜江农场。为了搞好3000多亩水田和旱地的灌溉，挖水沟的任务相当繁重，王若坚在安排任务时，总是以身作则，要求知青和职工只挖20米，他自己却挖40米，往往还挑选不好挖的地段。职工和知青在王副政委的行为感召下，个个接受任务愉快，干劲十足，尽管又苦又累，手板磨破了皮，大家毫无怨言。
厂部机关干部为了响应厂党委大打农业翻身仗的号召，也带头种了水稻、地瓜和大量蔬菜，并规定机关科室每人要向食堂上交蔬菜200斤。政治部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姜马钧和刘茂跃的带领下，白天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回来以后，还要到菜地灌水浇肥。为了解决肥源问题，姜马钧、刘茂跃就领着大家手拿粪勺，肩挑粪桶，到各个公共厕所去收集粪便，不但打扫了公共厕所的卫生，又积足了肥料，保证了蔬菜上交任务的超额完成，我所在的政治部还成了蔬菜种植的先进集体。
一个是带头不干。由于抢抓装置收尾的配套工程，有的单位一度忽视了废旧材料的管理。有的人就违反厂规，拿工地的废旧钢材、木材，做家具，乱搭乱建等。厂党委要求各级干部严格遵守纪律，凡是不准群众干的，干部更不得干。为此，首先整顿机关作风，对机关人员私拿公物做家具、乱搭乱建等问题从严处理。
有人发现厂部一名干部在机修厂后面搭起了一间私房，厂党委立即召开全厂干部现场会，对这名干部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调离厂部机关。政委马芝田的小孩在外面拾回去一块旧木板，马政委还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机关这次整顿，在全厂振动很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接着又在全厂开展了以整顿厂容厂貌为中心的五整顿活动。厂党委在机关组织了百人工作团，由副政委王再义、政治部副主任文光辉带队，深入厂区各处，除杂草、清水沟、拆席棚、回收散失建材和废钢铁。在五整顿过程中，由于少数职工一时不理解，阻力重重。
有一次，我们拆席棚时，遇到一家钉子户，拿着斧子出来砍人，文光辉首先冲上去，挡住了斧子，并说：“要砍你首先砍我，是我指示他们拆的，与他们无关，今天你家的席棚我们是拆定了，不让拆也得拆。”通过文光辉的耐心说服，这一家很配合地拆除了违章席棚。
再一个就是关心部下，体贴职工生活。在建厂会战中，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关心部下，如政治部办公室的任务相当繁重，党委和行政的主要文字材料全由政治部办公室负责，除年终总结、月总结外，还有岗位责任制大检查、设备大检查和安全大检查总结材料都由办公室负责，同时每周还撰写《政工简报》、《领导参考》两至三期。办公室人员白天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晚上回来写材料，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几天几夜不能睡觉，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每当我们加班加点的时候，政治部副主任姜马钧、文光辉总是陪伴在身旁，为我们准备夜餐，有时还把家里的好酒拿到办公室来。到零点的时候，他会准时地叫喊：“同志们，辛苦了，大家休息一会，填填肚子再说吧！”当我们喝着酒，吃着热乎乎的夜餐时，心里无不感动。每逢过年过节，领导对单身职工也十分关切，在过春节的几天里，马芝田、孙玉宝、王再义、文光辉、万德录等领导，总是要把我们办公室的同志请到他们家吃饭。尤其是孙玉宝同志，亲自下厨，教我们怎么做菜，他做的什么菜最好吃，要我们尝尝这个，尝尝那个，还要我们给他打分。那种领导和群众亲密无间的形象，在这些干部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三
随着炼厂的建成和不断完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逐步好转，厂党委及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防微杜渐，反骄破满，继续保持良好作风。
1975年，在全国创建大庆式企业的活动中，厂党委每季度都要对各级领导班子的情况作一次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一是厂党委班子成员约法三章，从自己抓起，从细小的问题抓起。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搞特殊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做官当老爷；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不骄傲自满，不说假话，做到思想公开，缺点公开，工作公开，生活公开。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不包庇不护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二是坚持严、细、准、狠的作风。厂党委要求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决心要大，要抓死、抓实、抓细。在大打设备翻身仗过程中，针对装置及系统跑、冒、滴、漏等低标准，政治部副主任姜马钧带领机关30多人分别到分子筛泵房、供排水一循泵房、铂重整氢压机室蹲点劳动，按照规格要求，精雕细刻。点击查看：1962年中印战争中林彪到底有多狠？
在劳动过程中，同志们坚持早上班，晚下班，高标准，严要求，对每一台设备，每一个螺栓，每寸管线、每个墙角都不放过，许多同志的手磨出了血泡，也没有一个叫苦的，通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刻出了3个样板，达到了台台设备完好，个个螺栓发亮，螺扣整齐划一;周边无垃圾、无杂草;墙上无污垢，无蜘蛛网;地面无油污，无破损。随后，厂党委组织全厂各单位到3个点上参观，召开现场会，要求各单位都要按照3个样板的标准干，很快在全厂掀起了学大庆，争上游，大搞精雕细刻、实现高标准的热潮。先后在全厂刻出了样板设备84台、完好泵房25个，常减压、催化、分子筛、铂重整等7套装置达到了无泄漏的标准。
三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样不仅能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体贴群众疾苦，又能发现生产中的问题。厂党委把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项重要制度来抓，并列入班子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定机关工作人员和班子成员除每年轮流到农场劳动外，还要到基层蹲点劳动30天。各机关科室根据规定，年初就对每个人劳动时间作出了具体安排。
为了这一制度的落实，厂领导率先垂范，首先派出副总机械师梁廼麟在装卸车间倒班劳动两个月，政治部办公室也派出副主任郑鸿猷在常减压装置倒班劳动达三个月。各机关科室也分别派出干部到基层劳动。除保障上述两项劳动制度的落实外，厂领导根据生产的需要，还经常组织一些突击性义务劳动，如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清洗油罐、清洗换热器，到罐区除草，帮助装置清理边沟等。通过这些活动，促进了机关作风建设，拉近了机关与基层的距离，加强了上下级的团结。
四是讲团结、讲风格、让名利。会战时期的干部，不计较报酬多少、不分职位高低、不讲份内份外，不分前方后方，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干部的待遇很低，厂长的工资不如一个八级工，机关科长的工资不如五级工。尽管干部待遇很低，但各级干部仍然顾大局，讲贡献，讲团结，讲风格。调整工资时，大家总是互推互让，谁也不肯要，只能由领导硬定。
1975年，我厂第一次调整工资时，厂部机关300多人按0.5%的比例分得两名指标，这两名指标落实给谁成了老大难。当时我是政治部机关支部书记和厂机关总支委员，为此事先后召开了10多次总支扩大会，按机关干部推荐作出决定，可是谁都不愿接受。在1979年第二次调整工资时，仍然如此，机关干部纷纷表态，指标少，以后再说，还是互相推让。李春甫、王鹤峰同志首先表态调整工资不要考虑他们，然后从科室长到每个机关干部都表示要把指标让给工资偏低和家庭困难的同志，没有一人向组织伸手。
七十年代最难忘的事有:我国除了两弹一星的爆炸或发射成功，有东风远洋货轮、万吨水压机的建成，有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的建成，毛主席有关赤脚医生六二六指示，毛主席有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的五七指示，核潜艇的下水，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三位伟人的逝世，是中国人民最难忘或悲伤的大事件。八十年代知青回城，工人下岗，八三年严打，国企改制，港奥回归，反腐败斗争、铲黑除恶，这每一件事件都很难忘。
一九七零年以后，是后文革时期，也是运动接二连三的时期，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片段拿出来献丑了。
记得刚上小学那天，母亲给我缝了一个书包，里面装了几张纸、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就高高兴兴的去上学了，走在路上，听到前面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就一溜烟的跑了过去……在一个用席子搭的一个戏台上，一个穿着破衣、脸上涂着颜色的人正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一步一步的走着，他身后是一位拿着皮鞭穿戴整齐戴着洋帽的人，正恶狠狠的抽着他，后台有拉胡琴的声音，并有人唱着：“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地主鞭子，抽在我的身……”，原来是一群青年模样的人在演节目，由于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记忆深刻，尤其是那人嘴里嚼着红纸一样的东西，嘴角上有红色的液体，就像血液往外流一样……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老师组织我们排队到村子里开会，就看到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人们不断的发言，并呼喊口号，从人们的发言中，知道那个人是打碎了一个瓷制的毛主席像……在这不久，由于我的课桌年久破损，桌面上坑洼不平，就从老师那里拿来了几张报纸，叠起来铺在上面，有一天，我的钢笔没水了，就拿过一个墨水瓶打水，一不小心，墨水洒在了桌面的报纸上，我赶忙把报纸拿了起来把墨水抖在地上，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墨水浸湿的地方有毛主席像，吓的我心里突突直跳，赶忙把报纸塞到了书包里……下面老师讲的课我一点也没听进去，直到放学匆忙回到家，赶忙把墨水浸湿的报纸用火烧掉了……
我是七十年代的人，对这方面有点发言权。
小时候，家里穷：每天棒子面锅饼，红薯，豆酱，冬天家家藏大白菜，一月也出不上几次白面馍，更别说肉了，那是春节才有的牙祭。家里人口多，衣服是都有布丁，哥哥穿过弟弟穿，姐姐穿过妹妹穿，实在不能穿了，母亲就把旧衣服撕了，用浆糊打成一片，当成鞋底，夜里做鞋。我爸爸是打铁的，每天5点多就起床去干活，无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小时候，家家情况都差不多，家家和睦，邻里和谐，有事相互帮助，扶持。
小时候家里穷，但我们是快乐的，夜里成群结队，跑几十里路看电影，做迷藏，上树掏鸟，地上玩纸牌、打木耳、弹玻璃球，河里捉鱼，下地偷瓜，我认为比现在的孩子活的快乐。
岁月一去不复返，每当想起是，总是依依不舍。
作为一个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点一个关注，给些批评和指导，谢谢大家！！！
七、八十年代，最显著的特征是：青春挥洒的年代。
因为历史原因，那时的青年人从十七、八岁便走入社会了，能够读大学的少之又少，这代年轻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是今天中国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石！这代人承受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腥风血雨。
这代人是努力的一代人、奋斗的一代人。这代人走入社会时正处在由体力劳动转入半机械化时段，既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又经历了半机械化时期对人一身体的伤害。
这代人已经老去，但留下轨迹和痕迹是沉重的，更有一些值得现代人去发掘的精神宝藏。
这代人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它的价值。
七十年代，学校经常安排我们学生到工厂帮助师傅们做事干活，我在印刷厂的师傅姓邱、农机配件厂师傅姓戈和金。
麦收季节到农村参加抢运麦捆上场的劳动，到过曹庄、去过朱韩大队。请驻军叔叔来校搞军训，熟练步枪的拆与装，实弹射击三发子弹，我们班的解放军指导员一位姓李，另一位姓江，都是山东人。
八十年代初，我参加招工考试成为工厂工人，不久恋爱结家，隔年有了心爱的小宝贝，生活有了乐趣，工作有了动力…这些都是我难忘的事情。
七十年代末期我结婚时候为了准备婚宴提前购买各种食材，在二厂买的肉和种下水，在罐头厂买了点儿罐头，冬天最不好买的就是菜了，大部分都是在英国菜市（现在的大沽路菜市场）排队买的，记得最贵的是买黄瓜了，论条买！黑市的人买的，穿着军大衣，在大衣里面用小提包放着几条黄瓜，一条6块钱啊！咬咬牙买了两条！12块钱，快1/3个月的工资了！
七十年代在军营，与战友们同吃，同住，同军训！永生难忘！八十年代改革开放，
向应号召！下海！海平，海深，海浪经历过！也忘不掉！
80后90后00后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事，那个年代，我国的经济还很落后，物资也相当匮乏，购买啥都需要凭票才能买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七十年代末，我们县只有一个饭店卖油条，要想吃顿油条，必须天还没亮就得去排队，否则晚了就买不到的，七、八十年代，看场电影能挤破头，真是让人难忘啊！
那一年，
俺们一群二十来岁的男孩子女孩子，
出去唱卡拉OK。
一开始，俺们想的是AA制，
结果呢，男孩子们不好意思张口，
所有花费，只好由几个男孩子平摊。
最后还缺一点钱。
有一个男孩子说，他有办法。
后来才知道，
他把随身携带的一台相机押在那里，
俺们才能脱身。
隔了一天，他拿钱过去赎相机。
几十年，他是一个二级厂矿的党委书记，正处级。
这就是格局。
俺们有时不得不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