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军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神操作”，它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标志着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由三 部分人员组成：叶挺部队的警卫团、安源煤矿的工人、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组成，共5000余人。 但秋收起义刚几天，部队损失惨重。在文家市，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放弃攻打长沙，转兵湘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图生存、谋发展的决定。但在撒退的途中，由于环境恶劣，生话艰苦，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部队思想混乱，不但士兵逃跑，连一些军官也不辞而别，悄然离队。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部队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到了三湾，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仅剩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部队出现了枪比人多的现象 。
到达三湾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即：一是将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二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实行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三是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经过“三湾改编”后，这支部队浴火重生，虽然人数少了，但思想觉悟、战斗力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使星星之火，燎原中国。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对“三湾改编”的高度肯定。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可能都再也找不出有比四渡赤水更加完美的神操作了！话不多说，先看这张动图：
看到红色箭头没有？说实话，就说我们事后知道了蓝色箭头的位置和包抄方向，也不一定能成功突破，但毛主席仅仅凭一些情报和战场分析，带着红军像遛狗一样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举。
看了这个图会有一种很直观的感受，但还不够具体，今天，我就给大家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让大家看看毛主席的四渡赤水到底有多神。
一渡赤水：我军从遵义出发，渡过赤水河，到达扎西地区
一渡赤水有一个背景，那就是遵义会议结束后，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权，但博古仍然在中央有很大的话语权，此时红军决定向西走。
在路上，走到土城的时候碰到了前来堵截的川军，打了一架，不分胜负，但是感觉再打下去要吃亏，于是毛主席决定撤退，渡过赤水河，来到了扎西地区。
严格来说，一渡赤水是乏善可陈的，没有太多亮点，也没有太多槽点。
二渡赤水：我军杀了个回马枪，原路返回，再次攻占了遵义城
到达扎西之后，中央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彻底把博古排除到了权力中心之外，确立了毛主席的绝对权威，然后毛主席做了一个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原路杀回遵义去。
当时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好不容易才跑到扎西，为什么又要回去自投罗网呢？毛主席的理由很简单：扎西四个方向，北边是长江，有川军依靠地利把守，过不去，而西边和南边有滇军阻击，也不好过去。反而是原路上最弱的贵州军，是最容易突破的。至于回去之后呢？毛主席没说。
二渡赤水是一场硬仗，第一阶段是渡河、攻占娄山关，打得非常惨烈，毛主席还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第二阶段是攻打遵义，然后打退遵义南边的吴奇伟，打得也很惨烈，毕竟吴奇伟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装备精良，但毛主席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最终把吴奇伟丢盔弃甲。
三渡赤水：我军从遵义出发，经过茅台再渡过赤水河，佯攻古蔺
打跑了吴奇伟之后，红军得到了一定的补充，暂时休整了一段时间，但必须要加紧撤离，因为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集结好了，马上就要围剿过来。
此时的红军与中央军的实力对比依然十分悬殊，然后毛主席开始频繁调动小股部队，佯装要开始突破了，但是蒋介石终于也聪明了一回，就是不上当。这时候，红军内部有人坐不住了，想要正面突破，但是被毛主席坚决驳回了。
因为毛主席很明白，正面突破肯定是不行的，一旦被敌人缠住，等大规模中央军包围过来，就彻底完了。终于，在多方试探以后，毛主席找出了中央军最薄弱的点：茅台。然后顺利从茅台镇渡过赤水。
四渡赤水：我军再次选择了二渡赤水的渡口，回到贵州境内
三渡赤水之后，毛主席又神来之笔，安排一个团伪装成大部队，去佯攻古蔺，等到中央军队往古蔺集结的时候，毛主席带着真正的大部队，再次选择了二渡时的太平渡和二郎滩两个渡口，回到了贵州境内。
四渡赤水之后，毛主席再次使出虚招，派出一股部队往北突破，主力部队直接猛然往贵阳打了过去。这一招把蒋介石吓了个亡魂直冒，因为蒋介石自己就坐镇在贵阳……他都没想通红军是从哪冒出来的，怎么一股在打古蔺、一股在往北突破、一股又跑到贵阳来了？
但不管哪个是真的，蒋介石都不敢冒险啊，听说红军要来打贵阳，赶忙坐飞机跑了。谁知道红军也是虚晃一枪，直接绕过了贵阳城，往西边扬长而去，最终跑到云南境内，有惊无险地渡过金沙江，完全跳出了包围圈。
结语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生平最得意的战场指挥，来回穿插，把国军玩弄于股掌之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秀的神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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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海战役期间，中原野战军突然攻击并占领宿县，就是一个颠覆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神操作。
按照南京在之前所做的计划，徐蚌会战应当以蚌埠为后方，将华中和中原地区的野战部队彻底集中到徐州附近，依托徐州的国防工事，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在华野进攻一段时间之后，攻势顿挫，国军再从两翼出击，将解放军反包围在阵地上，你以求将华东野战军击溃或者消灭其主力一部。
这时候的国军已经完全按照美式组织体系进行了改编，各个部队不再由地方上负担起后勤保障，而是有联勤总部在各地设立兵站，储备相应的物资，来保障各部队的作战需求。而在当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国军的兵战基本上都布置在重要的铁路节点城市。所以，国军作战必须依托铁路才能进行后勤物资的补给。
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国军打算在徐州集中兵力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而要紧按照计划集中起来的兵力至少达到5个兵团，包括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黄百韬兵团，以及从华中抽调过来的黄维兵团，还有从中原地区撤退过来的孙元良兵团，以及原本驻防在淮海地区的李延年兵团，再加上原本驻扎在徐州附近的冯治安的绥靖区所辖部队。
按照南京统帅部制定的作战计划，在战役开始之后，李延年兵团后撤到蚌埠地区，驻守蚌埠，保障后方补给基地的安全，孙元良兵团则驻扎在宿县，保证徐州到蚌埠的铁路的安全，冯治安绥靖区所辖部队负责徐州的城防，邱清泉兵团，李密兵团和黄百韬兵团以及正在增援而来的黄维兵团则作为主力野战部队负责机动作战。
但因为国军方面计划部署周密，各部队的行动不能相互协调，所以部队才刚开始调动，黄百韬兵团就被华野部队包围了，国军只好紧急调整部署，由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负责向东攻击，接应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就在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开始向东攻击之后，原本住房在徐州城内的冯治安所辖部队中的一部分，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突然发动起义，完全打乱了国军原来的作战计划。
因为张克侠何基沣突然起义，导致徐州城防空虚，门户洞开，所以刘峙一方面命令李弥兵团先抽调一个军，暂时回访徐州，一面急电已经在宿州布防的孙元良兵团火速北上，增援徐州。但因为事出紧急，刘峙没有对宿州的防御作出任何相应的部署，只是命令正在撤退中的李延年，让李延年转告，同样正在撤退的刘汝明兵团留下一个师负责苏州的防御。
但这个要求被刘汝明一口回绝。刘汝明说，李延年是兵团司令，我也是兵团司令，李延年是绥靖区司令，我也是绥靖区司令，他凭什么命令我？所以完全没有顾及李延年和刘峙的命令，就继续率领部队，继续往蚌埠方向撤退了。但刘汝明这样做也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从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刘汝明兵团在屡次作战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却始终没有补充，本身缺额严重，所以根本没有能力抽调一部分兵力来防守宿州。
七八十万大军云集在同一个区域，双方要进行决定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决战，在这样的关键战役中，在如此关键的环节上，作为战区的统帅，刘峙在这个时候的表现毫无疑问是非常不合格的。很显然是在徐州城防部队起义之后，刘峙显得非常慌乱，没有仔细和全盘的考虑，当时的战局，就仓促的做出了紧急抽调孙元良兵团北上增援徐州的决定，却忘记了在宿县留下一个可靠的部队来驻防，保障后勤补给线的交通安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捕捉到了这个难得的战机，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宿县，直接切断了从蚌埠到徐州的铁路。在后来的战史上，因为在整个淮海战役过程中，国军都是一个兵团一个兵团的被消灭，而宿州并没有大规模的国军部队，也没有发生类似潘塘镇阻击战之类的惨烈战斗，所以攻占宿县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战斗。
但其实这攻占宿县是导致整个淮海战役局面急转直下的关键一招。正是因为中野分兵攻占了宿县，切断了从蚌埠到徐州的铁路交通线，从而让徐州的国军在黄维兵团被包围之后，完全成了一只孤立的部队。而且这时候也无法通过铁路直接从徐州退回蚌埠，而只能从萧县，永城，蒙城，再到阜阳这样去绕远路，最后退回到蚌埠，从而为杜聿明集团全军覆没创造了机会。
在浴血奋战的抗战史上，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针对侵入太岳根据地首府沁源县的日伪军，展开了一场历时900余天的围困战，最终迫使日伪军死伤大半，弃城而逃，可以说是一场颠覆局面的“神操作”，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42年10月，日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纠集了一万多日伪军，分七路攻入太岳根据地，占领了根据地首府泌源县。
得意忘形的岗村宁次，下令在泌源县挂出“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牌子，以示他在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和“囚笼”作战的成果。丧心病狂的岗村，还在城关及交通要道上修建了15个据点，一改过去扫荡完就撤走的战法，企图长期占据泌源，分割、包围太岳根据地。
陈赓、薄一波两位首长，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硬攻泌源县城，应该充分发动根据地军民，对敌人实行长期的围困战，然后在寻机将其消灭。
△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
为此陈赓司令员命令太岳一分区，专门组织成立围困泌源指挥部，任命38团参谋长李懋之为总指挥，泌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从3个团各抽调1个营的兵力，外加泌源县区队及广大民兵，对敌人实行长期的围困作战，决不使岗村以泌源为“实验区”的阴谋得逞。
李懋之和刘开基受领任务后，当即动员距城关和日军各据点10华里，离运输线5华里以内的20多个村庄16000多名群众转移到附近的山区，给泌源的日伪军制造一个“无人区”。
同时组织全县的青壮年，组成13个游击团，昼夜不停的对敌人实行监视、袭扰和零星的杀伤。至此一张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牢牢的罩在了侵入泌源的日伪军头上。
至此日伪军的恶梦开始了。只要他们一出城关和据点，就会被围困的军民发现，迎接豺狼的便是一片枪声，仅一个月就打死打伤日伪军340多名。
△八路军攻打日军的据点
与此同时，围困指挥部为了解决1万多群众的吃住，专门组织人力挖了5千多孔窑洞，并派出部队掩护群众回到原来的村上，挖出掩埋的粮食，还抢了伪军的粮库。
转年春上，部队和民兵大批出动，掩护群众抢种小麦。春荒时节，参战的八路军每天每人挤出2两粮食，来支援群众。陈赓司令员还专门调拔一批粮食来支援泌源，群众纷纷表示：啃石头，喝泉水，也不回去维持日寇。
在此期间，指挥部率领主力部队和县区队，对分散在各处的敌人据点逐一发起进攻，能攻则攻，不能攻则打敌人的援军。
入夏时分，眼看麦浪金黄，据点里的日伪军由于粮食供应不上，企图出据点抢收小麦，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八路军给打了回去。等到敌人纠集大部队来时，李懋之总指挥已指挥军民们将麦子全部割光。
△李懋之将军
据守泌源县城的日军大队长伊藤，面对根据地军民的围困，无计可施，不得不乞求上司火速给他们送给养来。此时日军唯一的补给线是泌源至泌县的公路，为了阻断敌人的补给线。指挥部组织军民大打地雷战，阻击战，敌人把送给养为过鬼门关。
泌源的日伪军，在抗日军民灵活机动的打击下，不得不逐步收缩兵力，最后全部龟缩到县城中，据城死守。八路军因为缺乏重武器，便组织神枪手和为数不多的几门小炮，对敌人采取冷枪、冷炮的战法，渐渐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八路军的神枪手
1944年4月，生不如死的日伪军，在日军1个旅团的接应下，弃城而逃。历时900余天的泌源围困战，围困部队共与日伪军作战2730余次，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
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得知泌源军民胜利的消息后，高兴的说道：“泌源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沁源围困战，是对日作战的一个经典战例，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通过此战，增强了抗日军民战胜外来之敌的信心，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并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中美实力悬殊，美国有军用飞机三千多架，而中国只有六十多架，但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涌现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抗美援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这个问题很简单，挺进大别山啊！看过电影大转折的都知道，1947年6月30号，12万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毛泽东判断此时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于是，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29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庚、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需休整补充。但刘伯承、邓小平看完标有3个“A”字的电报后，简单商量了一下，马上复电中央——完全服从中央决定，半个月后行动。邓小平明白：三个“A”字是当时中央约定的表示最紧急和极秘密的电报等级。实际上根本不到半月，收到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的12万人马就在100多里宽的地面上，悄悄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挺进大别山，中间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围追堵截，终于成功到达大别山，此战，是解放战争的一次伟大转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军委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组成战略突击队，在各解放区军民的策应和后面两路大军的配合下，采取无后方的千里跃进的进攻样式，直捣国民党军统治的大别山区，创建了大块革命根据地，威胁其首都南京和武汉两面三刀大重镇，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这一创造性的战略决战样式，就是真正的胜负手，神操作，以上，谢邀
1947年，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极重视天津的防御，特调来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天津市区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不足5公里，地势低洼，而天津郊区多为开阔的水洼地。
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就充分发挥天津地区地势低洼郊区多水的特点，将南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同时关闭护城河的入海通道，使护城河水深3米，为防止河水结冰，陈长捷就每天派人穿河砸冰，致使河水横溢。这俨然成了陈长捷守卫天津城的一道不可攻破屏障。
刘亚楼“毛遂自荐”担任了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后，便整天思考该如何顺利拿下天津城。刘亚楼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要拿下天津城，必须解决掉陈长捷故意设置的“水患”。
为了解决水患问题，刘亚楼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野外反复查看水流的来源和走向。有一天，他驱车去了天津南部的独流镇。从当地一位放羊老汉口中得知，马厂附近有一道水闸，去年国民党军队关死了闸门，使减河水经南运河流入护城河，再由护城河流入海河东泄入海。见解到情况后，刘亚楼一拍大腿，马上命人打开减河水闸，引南运河水倒流入减河。
一夜后，由于水源切断，天津护城河上便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陈长捷苦心经营的一道天然屏障就这样被打破了。
刘亚楼曾幽默风趣地说，陈长官曾说护城河水可抵挡数万精兵，可现在被我们断水结冰了，还不如一道壕沟呢，让他们望河兴叹吧！
水患问题解决后，刘亚楼将军的部队很快就攻下了天津城，据说用了仅仅29小时。
1949年1月15日15时，天津战役结束，共歼敌13万人，生俘将级军官28人，校级军官44人。
当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他竟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由此可见，刘亚楼将军解决天津水患问题这一步棋走的太对了！
刘亚楼将军有句名言:“人的脑子不像电灯那样有个开关，说开就开说停就停，人脑遇事是要考虑的，无法关住。”是啊，遇到问题不逃避，要主动出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刘亚楼将军常打胜仗的秘诀吧！
(小司马讲史文，图片转自网络侵删！)
毛主席的神操作：四渡赤水，带着红军坚持走了二万五千里，甩开了敌人，颠覆了劣势局面
1934年的毛主席时运接连不济，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中。
他的革命理念不被大多数人接受，被孤立，被冷落，甚至被批判，到了连鬼也不上门的地步。
那时的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读书、思考，要不就独自一人坐在星空下，看着月亮长叹……
幸好他刚有了一个儿子“豆豆”，让他再次尝到了父亲的感觉。可是，豆豆身体太弱了，根据地条件又不好，没多久就夭折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年秋季，毛主席又患了严重的疟疾，高烧不断，生命一度垂危。
这时的根据地也像毛主席的身体一样，在以王明为首的同志领导下，敌人节节攻进，根据地马上就要攻破，红军马上就要覆灭！
毛主席一边忍受着疟疾的病痛，一边为着根据地的前途干着急，一次次咬牙垂泪：“天亡我也！”
但是，谁都不会想到，当时正在坐“冷板凳”的毛主席，会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不仅靠着绝妙的操作四渡赤水，还带着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彻底地颠覆了劣势局面，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反“围剿”失败，根据地情势危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民族解放作斗争，到了1930年，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了10万人。
这时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到了不能被忽视的地步，而且，当时有些领导同志太过冒进，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甚至是忌惮。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妄图消灭掉这股还在摇篮里的力量。
从1930年10月第一次进攻开始，到1932年底，蒋介石已经派兵对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围剿”。
眼看着一次次“围剿”都在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人的指挥下失败，蒋介石不惜亲自上阵，邀请德国、日本、英国的军事顾问，调集30多个师，率领几十万人向根据地进攻。
可惜，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毛主席坐上了“冷板凳”，被王明等人孤立、冷落，甚至是批判。
王明等人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看不起搞农民运动的毛主席，也看不上毛主席发动群众打游击的斗争方式。
王明他们照搬苏联的做法，硬碰硬，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妄想正面对抗百万军队。
毫无疑问，在敌人山呼海啸的进攻下，我们的力量还是太小了，敌人节节推进，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也越来越少。
到了1934年10月，敌人已经占领了根据地大部分地方，红军们只能舍弃根据地，走向未知的“前路”。
四渡赤水显奇兵，决心踏上长征路
在这场战略转移前，名单上是没有毛主席的名字的，那些人想把他留在当地搞调查研究去。
当时的陈毅、项英等是因为生病、负伤等原因，实在是走不了，毛主席与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人被留下是实打实地被针对。
还是周总理深夜冒雨骑马找到了毛主席，说服他转移，又说服了领导人，毛主席才走上了长征路。
这时，无论是走是留，都会面临着敌人如铁桶般的包围。
刚开始，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在博古的领导下，一味逃跑，在湘江遭遇大股敌人，只剩下了三万多人。
在一次次反“围剿”斗争下，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之下，中央红军到了危急存亡的地步了，再这样下去连“火星”都没有了。
于是，毛主席站出来了，他强烈主张去贵州，去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
于是，中央红军们渡过了乌江，到了贵州遵义城！
于是，遵义会议召开了！
毛主席扛起了军事指挥大权，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要打开了！
红军一反常态的动作，让蒋介石大为震惊。他调集了嫡系部队、川军、黔军、滇军等军事力量，150多个团，共40多万重兵，布下了天罗地网，以求全歼红军！
中央红军危急存亡的时刻也要到了！
蒋介石召集重重大军，后方追赶，前方堵截，工农红军处在实实在在的劣势地位下。
面对敌人的天罗地网，毛主席凭借高超的军事素养与指挥才能，西渡赤水河，再渡赤水河，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
毛主席先一渡赤水，是打了败仗，被迫渡江；再渡赤水，是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不得已渡江。
等到了三渡赤水，毛主席终于掌握了战场上的指挥权，你以为我渡江北上，其实我要南下出击；你以为我要在此决战，其实我要继续转移；你要四面围堵，我就迂回曲折。
毛主席指挥3万多人的部队，与10倍多的敌人周旋，东西纵横，南北往返，声东击西，围南救北，在敌人中间穿插来回，耍得敌人团团转，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这一系列决定，吊打了红军屁股后面的敌军，拖死了中央军，累死了滇军，吓死了黔军，困死了川军……让中央红军在敌军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得以转移。
至此，敌人再也围不成铜墙铁壁了，再也布不成天罗地网了，红军能稍微安心点转移了。
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刚开始，没有了敌人的猛烈进攻，也有其他困难等着红军同志们。
跳出包围向北进，打开抗日新局面
跳出包围圈后，毛主席率领着红军同志们继续北进。
目的地在哪呢？毛主席也不知道：“假如你以为我们有过确定的计划的话，答案是我们不曾有过这类的计划。我们只是打算突围，与其他根据地会合。此外，惟一有意识的打算就是转移我们的阵地，以便可以与日本人作战。”
就这样，毛主席随机应变，在一次次危险中寻找机遇，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寻找突破点。
爬雪山，过草地，缺衣少食，病痛交加，红军战士们一次次倒在地上，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向前走。
终于，到了1936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一场持续两年多的转移结束了。
等到这时，红军战士们往回看，他们竟然走了两万五千里的路途。
他们竟然穿过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跨越了二十多座山脉，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走过了无垠的草地。
这些山脉里，有位于世界屋脊上的雪山，许多战士们一睡在那里就再也没有醒来；
这些河流里，有世界上最汹涌的大江，战士们冒着枪林弹火在铁索上爬到对岸；
这些草地里，是海拔最高的湿地，许多战士们踩到上面就不见了踪影。
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们，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平均三天就要与敌人激烈战斗，尤其是在疾病、饥饿、寒冷的侵扰下。
他们想过放弃吗？他们对前路感到过彷徨吗？
我想，会有的。
但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跟着走！
跟着谁走？当然是毛主席了！
用兵如神毛主席，人生低谷不言弃
如此伟大的毛主席，在革命低谷时期，四渡赤水，转向长征，将“必死无疑”的局面盘活了。
从此，延安发展成革命圣地，从这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有了新天地。
但是，在这之前，毛主席是处于人生低谷中的，他的革命理念与当时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受到了冷落甚至是批判。
当时的博古、李德、王明等人都是受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他们自然信奉并准备在中国施行苏联的革命方法，看不起在山沟里打游击的做法，尤其是毛主席。
20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说法盛行一时。毛主席被批判，被戴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冷遇，被靠边站。
毛主席后来回忆，在那时，他被开除过党籍，被撤销过军籍，不让他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让他指挥军队。他就在一个房子里，不找任何人，“连鬼也不上门”。
即便是这样，毛主席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不变的原则，不骄不躁，提高自己，永不放弃。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四渡赤水可以说是毛主席的立身之战，经过此役，毛主席终于靠自己的魅力与能力折服了同志们；
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战，经过长征的洗礼，红军同志与后人们延续了那星星之火。
而这一些，都离不开他——毛主席！
我说一个：新四军在抗战时期因为缺钱，不得不开烟厂，没想到竟做成了全国名牌！
1937年抗战爆发后，新四军组建成军，初期尚能从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到微薄的军饷，勉强维持军需用度。但在“皖南事变”爆发后，不仅力量严重受损，而且被国民党反动派污蔑为“叛军”，完全停发了军饷，这给部队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当时新四军的财政维持只能靠根据地的农民交税，但又不能乱收苛捐杂税，一百个农民才能养一个兵，八亩地的收成才够一发炮弹。部队越来越艰难，如此坚挺了一年多，马上就揭不开锅了。
1942年春，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在江苏盱眙黄花塘师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开会时有些干部烟瘾犯了，便拿出树叶卷的喇叭烟抽了起来。
散会后，张云逸发现竟有几个战士溜进会议室捡拾烟屁股抽，这使他深有感触，找来第二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和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我们能不能办个烟ㄏ，解决干部和战士们的抽烟问题。”
胡弼亮听了很惊讶，当时新四军根本就没钱，办个烟厂谈何容易。张云逸却说:“你们供给部是有办法的，当然困难是难免的，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烟厂尽快办起来。”
不久后，新四军攻克了天长县铜城镇，当时镇上有一家烟厂，但因为国民党当局各种盘剥、敲诈勒索，加上买办们倒卖的进口外国烟挤压，已经奄奄一息、濒临倒闭了。
胡弼亮知道这个情况后，向张云逸作了报告，他觉得可以由部队投资入股，与烟厂共同经营，这样就省去了盖厂房、培训工人等事情，省钱又省心。
张云逸听到以后非常满意，马上派胡弼亮前往镇上商量合作事宜。经协商决定，工厂由部队参股经营，资金、人员都由部队出，部队掌握管理权，几个老板可管可不管，而烟厂要将收入的1/5付给那几个老板。
然后张云逸又特批了42元淮南币，专门购买了一台卷烟机，这在当时可以买一头200斤的大肥猪了，所以后来有了一头大肥猪变个大烟厂的说笑。然后胡弼亮还专门聘请了一名技师，于是烟厂终于可以开工了。
烟厂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分设制丝、卷烟、包装等8个车间。当时的生产设备非常简陋，卷烟机无动力设备，官兵们就做了个大木轮，套上皮带，用人力摇动，再用几张长条桌当包装台；烟厂仅有一部切丝机，他们便买了一口大锅来炒烟丝。
经过一番努力，香烟终于做出来了。陈毅军长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也非常兴奋，他决定亲自给香烟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经过再三斟酌，他给香烟取名“飞马”，象征革命的发展如骏马奔腾！
官兵们还专门请到了《淮南日报》的美编为“飞马牌”香烟的烟盒设计图案。烟盒印不过来，他们就请上海地下党帮忙用印刷机印，反正他们身处地下，白天也不敢印报纸和宣传单，正好帮着印烟盒，还可以当个掩护。
烟厂于1943年5月开始投产，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当时每天可生产“飞马”牌烟600多条，初期大部分供应部队，解决了战士抽烟难的问题。后来，有部分多余的香烟，就拿到市场上去售卖，缓和了市场香烟紧缺的情况，获取了经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新四军的生存压力。
“飞马”之所以能够畅销，与它过硬的质量是分不开的。陈毅军长指示说，质量是商品的生命，要使“飞马”牌飞到每个烟民手中，必须提高质量。而且部队官兵工作严肃认真，也确保了香烟的高质量。
为了打开“飞马”的销路，陈毅还专门开了一个香烟促销会，请了当地饿得一些名流和香烟商人来品烟，他们抽了“飞马”以后，纷纷赞不绝口。
然后陈毅又说要比较一下香烟的烟丝质量，他先拿出一支“大英牌”香烟，然后剪开外面的纸张，只见“大英牌”的含烟筋在20％上下，其他牌子的更多。
然后他又拿起一盒“飞马牌”香烟，随意地抽出一支剥开纸张，只见里面全是金灿灿的纯叶，根本没有烟梗子。会场顿时响起一阵掌声。
经过评判，“飞马”一举夺魁，而且它的价格也十分低廉。香烟商人们纷纷伸出大拇指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响当当，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就这样，“飞马”很快打开了局面，红遍大江南北，还被大家称为“爱国烟”。而它的广告词也很提气：“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
自“飞马”出产之日起，新四军二师每月向军部上交30万元法币，1944年秋，华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二师还专门从香烟利润里拿出1600万元支援灾区。
当然，“飞马”的畅销绝不仅仅只有经济意义，它在瓦解敌军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二师地下党员居长玉，用“飞马”和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搭上了关系。居想试试陆的胆量，就谎称自己爱演戏，想用五包烟换套军装，陆很爽快地答应了。
三天后陆建华的烟抽完了，但他又不想花钱买烟，于是又找到居长玉要烟抽，居这次说想弄两把枪玩玩，陆真的就跑到枪库偷了两把枪出来给他。
后来两人越来越熟，在一次吃饭时，陆建华无意中给居长玉透露了津里据点日军30多人要去盱眙、龙山方向抢粮的情报。
居长玉马上向上级作了汇报，于是二师副师长罗炳辉当即布置了两个营在目的地埋伏，当30多日军抢粮时，很快被这两个营围歼殆尽。
抗战胜利后，随着蒋介石挑起内战，烟草公司也随部队转移到了山东，他们继续生产“飞马”牌香烟，在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打入了上海市场。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飞马”烟的牌子也一直很响亮，它质量上乘，价格适中，可谓真正的百姓香烟，能从抗日战争的夹缝里发展成国字号的品牌，“飞马”也可以说是见证了一段历史！
1935年1月2日，中央红军架桥强渡乌江就堪称一个“神操作”。强渡乌江后的红军占领贵州遵义，然后举行遵义会议，彻底改变了红军自离开苏区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做出了放弃之前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全军改道向西进入贵州，在川滇黔附近待机发展。12月31日在贵州猴场，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这一战略计划。
但是目前红军的处境十分危险，后面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兵距离红军仅有百公里左右，红军面前则是国民党贵州军阀(黔军)王家烈部扼守的乌江天险挡道。红军要想摆脱困境，只有先征服眼下这条比湘江还要凶猛的乌江。
红一军团领受突破乌江的重任！所属部队红4团和红1团分别在江界河、龙溪渡口执行突破任务，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
按照当地老百姓的说法，渡过乌江需要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而目前红军一个也不具备。
红4团首先发动进攻，先是以竹筏作为运载工具进行强渡。但是由于江流湍急，对岸的黔军防守严密，红军的竹筏又是临时赶制，根本经不起江流的冲击。强渡以失败告终。
入夜以后，红军又组织偷渡。同样由于江流湍急，三只竹筏仅有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乘坐的第一只竹筏偷渡成功，第二、三只竹筏都被冲到距离渡口2—5里处返回。毛振华等5个人势单力孤，暂时潜伏了起来。
强渡和偷渡都不能奏效，就在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焦急万分的时候，刘伯承带着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干部团特科营营长韦国清以及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于第二天佛晓赶来了。
几个人经过一番商量，红4团继续组织强渡，军委工兵部队进行假设浮桥的工作。红4团派人扎了几十个竹筏，于上午9时再次进行强渡。
满载着红军战士的几十只竹筏几乎同时下到湍急的乌江中，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奋力向对岸冲去。筏子距离对岸越来越近，黔军对江面的射击也越来越猛烈。竹筏群在江水汹涌和黔军火力攻击下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2连连长干脆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冰冷的江水，直接涉水登岸。
这时，黔军的阵地突然乱了起来，隐隐约约有几个红军战士从对岸的山崖下冲出，呐喊着扑向黔军阵地。这几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昨天晚上偷渡上岸的毛振华等5人。
在毛振华等人的配合下，强渡部队很快登岸，与黔军杀成一团。狡猾的黔军投入预备队一个营，利用地理优势，拼命抵抗红军的进攻。在对岸指挥的红4团团长耿飚命令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操着仅有的一门82迫击炮，对准黔军预备队连发4弹，弹弹在黔军对伍中开花。趁着黔军混乱之际，红军趁势发起攻击，粉碎了黔军的阻击。黔军团长罗玉春几乎是死里逃生。
就在红4团强渡的时候，工兵部队的架桥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着。在乌江上架桥，而且是浮桥，这在乌江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因为要供大部队过江，桥不仅得架起来，还要牢固可靠。刘伯承、张云逸、陈赓亲自指挥架桥，红军战士将3层竹排重叠在一起组成一个门桥，然后一个接一个放入江水中，再用被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然后把装入大石块的竹篓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
红军工兵就是在纷飞的子弹中进行着架桥作业。前后36个小时，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的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在江水的冲击下，整个浮桥呈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中摆来摆去。
无论是对岸的黔军还是乌江两边的老百姓，都被红军在乌江上架桥这个神操作惊呆了。浮桥架成后，素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感叹：“红军里面有神仙！”
直到数十年后，依旧有曾经目睹了这一场景的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
1月3日，红一军团、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先后从这座浮桥上渡过乌江。1月5日，红三军团从乌江另两个渡口马场、茶山关渡江成功。
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黔军的防线随即全面崩溃。从乌江至遵义，红军几乎再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于1月7日进占遵义。
1935年5月24日，蒋介石接到前线报告，说毛泽东带领的红军直接到达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渡河安顺场！
蒋介石差点被惊掉了了下巴——他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觉得毛泽东可能是筋疲力尽慌不择路了吧？蒋介石立即给各路将领发出电报：
“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
仅仅几个月前，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江西苏区的时候，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就曾对他说过：红军很可能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
当时，蒋介石嗤之以鼻：作为国军高级将领你竟然不懂历史？不懂就多去看看书。当年太平天国最负盛名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向覆灭，一代名将在大渡河安顺场一败涂地。
蒋介石自认为他十分了解毛泽东，这样一位熟读历史和兵法的红军首领，怎么会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但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大出蒋介石意料，用震惊形容他当时的状态都不为过。一幅胜利在望的美好画卷在他眼前徐徐打开：
- 毛泽东带领的这支红军队伍已经所剩无几，全部的人数大概只有三四万人，疲惫不堪、缺兵少粮。
- 在他们屁股后面紧追不放的，是国军从各地调兵遣将，集合而来的二十万大军，由薛岳同志率领。
- 西面，是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
- 东面，则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
- 现在他们正在走向“绝路”——石达开的灭亡之地安顺场，而且这“绝路”竟然是毛泽东自己选的！
- 在红军的前面，除了横亘着的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天险，主要渡口上还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发电报的过程中是无法抑制地笑出了声音的！
但蒋介石只看对了一半，或者说他不仅做梦都没想到这样的开头，而且估计做梦也猜不到最后的结局。
蒋介石所知道历史，就是1863年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大渡河边被清军歼灭的悲惨遭遇。但他不知道，在众所周知的事件背后，还有有颠覆他认知的历史细节，而这些颠覆性细节，正被他的对手毛泽东了然于胸。
在做出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这个决定前，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亲自调查过的。因为距离石达开大败仅70多年，当地有很多见证或者十分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据说毛泽东找过当地一个亲眼见证过石达开覆灭的老秀才，进行了深入的长谈，得到了至关重要的真实资料。
在实地深入调查以及分析验证之后，毛泽东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是因为有两个关键问题没有处理好：
一个是他没有处理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石达开率领的天兵，很看不起当地的彝族土兵，动不动就发个文恐吓：逆我者亡，顺我者昌。没事别惹我，小心砍你全家！直接导致他在陷入清军重围的同时，还遭到彝族武装的袭扰，无法顺利通过彝区。
在吸取这一条教训后，毛泽东下令： 一定要和彝族兄弟姐妹搞好关系。
进入彝民区后，尽管红军遭到了一些彝民的追打，甚至被抢去武器、扒去衣服，但官兵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作还击。
除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外，红军还反复向彝民宣传“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军阀”。红军的首领刘伯承甚至还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将心换心，这些亲民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成为红军避免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两大关键之一。
另一个关键，是渡河的最佳时机把握。
王洪峻《论石达开的入蜀》一书记载了“横江大战”之后的一些细节：
-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他的疲惫之师，先是转入云南，后又一路辗转，曲曲折折，再次入川，来到石棉县安顺场。以后这一个月时间，石军活动范围大多在安顺场及其附近的30公里之内。
- 1863年5月，石达开的队伍到了大渡河边后，不断延误渡河时间，甚至还因为他的儿子出生，就地庆祝三日。结果在此期间，耽误了最佳渡河时间。
- 1863年5月21日，石达开选出五千精锐，集结船筏，大举抢渡，眼看就要抵达对岸。熟料关键时刻，滔滔大渡河提前涨水，为七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淹筏毁，可怜五千精锐均葬身洪水，无一生还。
- 次日，石达开只得转向西抢渡松林小河。但他们运气太差，当时，海拔7000多米的贡嘎山积雪融化，冰凉的雪水奔腾而下，从大渡河倒灌入松林小河。加上无休止的暴雨，大河小河都无法抢渡。石达开直叹“呜呼，莫非天要亡我。”
石达开的队伍5月14日就到了安顺场，但直到6月3日还在望河兴叹。可见，一场战役的胜败，时机的把握有多么重要！
但是，仅仅只搞好当地军民关系，把握住渡河的最佳时间，并不能改变大渡河安顺场作为战争绝境的自然条件，毕竟天险横在那里。
红军急行军赶到安顺场后，很快击溃了对岸的敌人，并且组织先遣队陆续过江。但安顺场架桥很困难，而船又不够，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
5月26日，毛泽东抵达安顺场前线，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当场拍板：
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
这一决定，创造了一个战争神话，便是我们小学课本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240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
第2连连长和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夺下桥头，并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最终成功渡过河去，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的关键。
相信所有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无法明白和理解，在那样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绝地，毛泽东是如何突然想到泸定桥这个甚至当地人都不一定了解的所在？难道真的有“神助”？
在长征结束三十多年后， 1970年12月，毛泽东曾经在与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谈话时，突然问他:“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在场的人无不摇头并面露惊疑的神色——
《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初顾祖禹写的一部巨型历史地理著作。大部分人可能只是听过，只知道在历史上，这是本分量很重的书，但几乎也是很少有人问津的一本“天书”。
从重量上来说，它可能比4本《红楼梦》摞起来还重。全书接近300万字，对于文言文不过关的人来说，别说300万字了，光《读史方舆纪要》这个书名可能都读不进去。
但毛泽东的颠覆性战术思维正是体现在这里，因为这本书里曾详细介绍了一条大铁索桥的历史来历，地理位置等信息，它就是1935年5月29日红军22勇士“飞夺”的泸定桥。
毛泽东之所以颠覆性地选择走石达开走过的老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更是基于他见微知著的深入学习和对历史的精准判断。
伟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其实落到实处也就四个字：读书，实践。所谓的学以致用，其实就是把书读到得心应手、随时随地运用自如的境界。
常人之所以觉得颠覆很神奇，是因为从来少有人能够投入伟人那样的时间与热忱在读书学习上而已。
1939年5月，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地方干部近3000人，被8000余名日伪军兵分九路，重重围困在肥城陆房村附近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的狭长山坳里。115师面临绝地，可他们突围时却兵行险招不走乡间大路，偏偏往敌人怀里钻，凭信仰与纪律以近乎羞辱对手的方式跳出了包围圈。
估计不足遭日军铁壁合围
山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泰山以西地区，不仅土地丰腴，而且还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津浦铁路侵入山东，而韩复榘只稍做抵抗就率十万大军向南逃窜，山东大部落入日军手中。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115师师部、直属队以及343旅686团，于1938年12月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带领下，以“东进支队”名义挺进鲁西地区，以助力当地军民建立鲁西革命根据地。
115师开赴山东后，首战郓城樊坝歼灭伪军1个团，并活捉团长刘玉胜，又先后智取草桥，拔除宁阳葛石店、东平围里等日军据点，不仅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同时也严重威胁到了日军占据的济南以及津浦线的安全。
当时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12军中将司令尾高龟藏，面对纷至沓来的战报已有些坐卧不安。因为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于平型关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其威名早已威慑敌胆。
尾高龟藏想给日军扳回点儿颜面，遂于1939年4月底，亲自纠集2个旅团主力以及济南、兖州以及泰安等17地驻军共8000余名日伪军，同时出动100余辆汽车、坦克，并携带100余门不同口径的各式迫击炮，气势汹汹兵分九路，意欲将八路军115师铁壁合围在泰西地区。
由于115师刚进山东还是在敌占区行进，对情报掌握还有些不准，再加上对日军合围速度之快、扫荡能力之强有些估计不足，遂对日军合围计划未能提前察觉，等发现形势不妙时已有些晚了。
5月9日，日伪军向肥城与宁阳之间山区推进。当时罗荣桓在东汶支队开会不在师部，陈光发现敌人已紧缩包围圈后，就紧急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队长段君毅商量，欲向西南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
只可惜陈光率115师师部与686团走到半路，发现汶河南岸有敌情，遂决定向北赴大峰山转移。也许陈光自觉西南方向为平原有利于敌人机动，才决意往山沟里钻。谁料敌人早就估计115师可能会赴大峰山，竟在这里已埋伏重兵，而且是清一色日本鬼子。
就这样115师师部以及地方干部等3000人，就钻进了日军包围圈，被困在陆房村一带，距离尾高龟藏指挥部演马村只有10公里。而山纵六支队反倒从西南方向顺利突围出去。
115师形势危急，可其毕竟是历经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平型关大捷千锤百炼的主力部队，不仅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战斗力超强，面对绝境更激起了斗志。
陆房村就像一个盆地四面环山，只有东南方向有一个缺口，比较有利于我方坚守。于是陈光就部署了拼命坚守至11日夜晚，然后寻机突围的计划，并将坚守保护师部任务交给了686团团长张仁初、政委刘西元。
凭险据守
肥猪山海拔570米，是陆房附近最高峰。如果敌人占据肥猪山这个指高点，很快就能居高临下掌控陆房一带。于是张仁初就将防守重点放在肥猪山，由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率3、4连抢占肥猪山；1营副营长徐敬元率2连占据肥猪山前哨岈山；2营则占据陆房村以南的鸿山、凤凰山以及横山。同时师特务连和津浦支队也迅速占据了陆房村以东、以北的制高点。
果不其然，天亮后日军主攻方向正是肥猪山，密集炮火在肥猪山上倾泻而下。而686团将士则迅速撤至背向敌人进攻的半山腰，选择弹道弧线的死角地段隐蔽。
只待敌人炮火戛然而止，黑压压日军朝肥猪山前哨岈山扑来时，686团战士则从大石旁、树后以及峭壁中飞跃而出，将手榴弹与一梭梭子弹打向敌人。我军就是这样巧妙利用敌情、地形，选择最佳时机一次次打退敌人疯狂进攻，在大量杀伤日军同时也最大限度保存自己实力。
日军见进攻岈山无果，又朝肥猪山包抄而来。张仁初眼见肥猪山形势危急，竟离开团指挥部，亲上肥猪山主阵地要求3、4连避敌锐气、分组隐蔽、近距离开火。3、4连按照张仁初要求打，果然奏效，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
战至酣处，张仁初挥着大刀跳出壕沟，与战士们一起与日军近距离搏杀。这位1927年就在大别山担任游击队长，已负伤11次的张仁初，打仗就是如此身先士卒不要命。陆房突围使张仁初一战成名，人送别号“张疯子”。
从早晨到中午，我军各处阵地都杀声震天。我军将士们虽滴米未进，但战斗情绪依旧高涨。张仁初打电话请求弹药支援，还不忘调侃一句：“…告诉他们不要被吓破胆，有一营在，他们做不了俘虏…”刘西元也在旁边朗声大笑。
终于战至黄昏时分，日军在我军各处阵地前已扔下了千余具尸体，遂选择收缩兵力就地休整。日军在各路口布置重兵点燃篝火，日本兵的钢盔和刺刀在火光中清晰可辨。
日军虽伤亡惨重，但其剩余兵力人数仍远超我军，如容其重整旗鼓，我军还能支撑多久？于是陈光决定利用日军不善夜战的致命弱点，连夜突围。
兵行险招陆房突围
罗荣桓因其所在的东平龙崮村一带没有敌情，遂建议115师朝西南方向突围。可115师又该如何走出山坳子？
据当地一位村民介绍可通过两条路突围：一是走地形复杂便于隐蔽的乡间大路，如果被发现还可以硬拼强行突围，而且看敌人火堆数估计兵力也不是太多；二是走通往制高点的山间小路，但走这条路必须从火堆林立的日军宿营地间穿过，如果被发现就要陷入仰攻状态，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可能。
陈光面对两条选择没有选似乎胜算更高些的乡间大路，而是选择上山顶小路。这条小路各路口不仅有日军火堆，还有日军巡逻骑兵来回穿梭。由此115师将士趁夜突围，绝不能出现任何响声，稍有不慎就意味着死亡。
几千人部队若想不发出任何响声，那难度非比寻常。于是陈光命令除派出警戒小分队赴日伪军封锁线迷惑敌人外，其余各路人马都逐渐靠拢，然后不仅要埋藏笨重物资、安置伤员以便轻装简行，还要将发生碰撞易出响声的物资垫上草团捆绑，骑兵则用棉布包裹马蹄，总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响声与亮光。
一切准备就绪，当夜22时，115师开始分三路突围：一路由686团掩护师部机关，向西南渡汶河赴东平无盐村；中路是辎重部队经下庄、孙伯渡汶河赴汶上城东一带；还有一路由津浦支队掩护泰西地委、鲁西区党委，从寨子出发向南经摩天岭渡汶河向荣华树村转移。
师部这一路，由陈光亲率骑兵连在前探路，然后由刘西元率1营在前，师部居中，张仁初率2营殿后。山路崎岖不平，将士们深一脚浅一脚，时不时有人跌倒，但没有一人吭声。后面的人只盯住前面人胳膊上的白毛巾，几乎都不用脚板走路，而是默默地踮着脚尖加快步伐。
饶是如此，这一路也是险象环生。日军点燃的火堆就在附近，就连日本哨兵喊话声都清晰可闻，还时有日军骑兵擦着115师潜行部队急驰而过。而115师则就地趴下，屏住呼吸，凭借起伏的麦浪隐匿身影。日军骑兵从旁而过一点儿都未发现115师突围痕迹，也许他们是被115师专门留在陆房村的小股部队所迷惑，以为115师还在其合围圈里吧。
5月12日拂晓，115师突围部队已渡过汶河到达东平以东的南陶城和无盐村，与罗荣桓汇合。与此同时津浦支队、泰西地委等也都安全转移到汶河南岸。至此，近3000名八路军指战员以及地方干部已从日军眼皮底下全身而退。
而此时，日军才开始将大炮瞄准陆房村准备火力进攻，可等日军爬到山顶才发现哪里还有八路军的人影。尾高龟藏岂能相信，只得亲到陆房村勘察，结果气得七窍生烟，只能留下“狡猾狡猾的”这句经典台词了。
陆房突围一战，日军自己承认伤亡1300余人，其中包括50余名军官，甚至还有1名大佐联队长。但日军为虚报战绩，逼迫陆房村十余名村民穿上八路军服装拍照后杀害，用以鼓吹其消灭1万余名八路军的“赫赫战果”。
实际上，115师被围人员加上地方干部近3000人，阵亡人数为340人。当然也有360人、200余人等几种说法。但无论怎样，八路军115师在陆房突围战中的神操作表现都相当亮眼，即便是蒋介石都给朱老总发来“殊堪嘉慰”的电报。
我们再反观115师整个陆房突围的过程，如果选择乡间大路看似更有胜算，但大概率会与日军遭遇需要硬拼才能突围，可能会造成更多伤亡。而选择山顶小路确实凶险万分，让人捏着一把汗，但115师凭借坚定信仰与严明纪律，将不可能化为了可能，以最小代价保存了115师的骨干力量。
结语
陆房突围战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重大，不仅粉碎了日军欲歼灭115师以及泰西地委等地方机关的图谋，还通过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绝地反击经典战例，极大增强了地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一时间泰西各地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踊跃参军热潮，随着更多新生力量加入，相应巩固与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其可以南联华中，北迫平津，与晋冀鲁豫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同时八路军也通过陆房突围一战赢得了进入山东的合法地位。
我们若分析115师陆房突围取胜原因：不仅仅是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合理运用；不仅仅是其依山据守的地形优势不利于日军全部展开火力攻势；也不仅仅是686团是身经百战具有超强战斗力、军事素养极高的八路军最精锐部队；更不仅仅是686团通过平型关大捷以及山西三战三捷，缴获了日军大量武器辎重为坚守肥猪山阵地提供了强大支撑。
115师陆房突围原因还有最关键两点，一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686团正是凭借坚定革命信仰树立了血战到底必胜决心。686团2营7连指导员头部负伤，仍靠惊人毅力与日军拼刺刀，最后与一个日军扭打滚至悬崖边，因体力不支毅然抱着日军跳崖同归无尽。八路军这种大无畏精神是胜利根本保证。
二是军民水乳交融，当地民众坚定站在八路军身后。
686团需要千余斤军粮，当地群众仅用3个小时就全部备齐。115师需要突围，当地群众不仅争着当向导引路，还踊跃帮着八路军埋藏辎重，安置伤员。战后，尾高龟藏对陆房村展开疯狂报复，不仅烧毁村舍，甚至还杀害了126名无辜村民，但村民宁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也要拼死护70余名八路军伤员安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胜利最大源泉。
没有什么神操作可以一蹴而就，115师正因有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民携手共进，才能将神操作进行到底。而中国也正因有这样始终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理念的热血儿女，才能将日寇赶出家园。
1950年4月，名将韩先楚能够以较小代价迅速解放海南岛，与岛上“琼崖纵队”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四野部队和琼纵形成的“里应外合”之势，遂使薛岳的所谓立体防御很快土崩瓦解。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琼崖纵队差点离开五指山根据地和海南岛，果真如此，那么四年以后的解放海南之役，必将变得困难重重。
（冯司令员剧照）
1950年1月16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主席曾经专电四野和十五兵团，指出了海南之战的两大有利因素：“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而第一条的冯白驹，指的就是当时琼崖纵队的司令员。而若非蒋军方面弄巧成拙的“神操作”，这个重大的有利条件本来1946年以后将不复存在。
按照当时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纪要，抗战时期活跃在南方的我军游击武装必须北移，比如著名的“两广纵队”就是根据这一原则，从珠江流域跨海到达华东解放区的。同样，坚持在五指山区的琼崖纵队也在准备北撤之列。1946年2月，冯白驹已经接到延安指示，琼纵的1900多名指战员将乘船撤往山东烟台，那里正是我胶东解放区所在。
（琼纵女战士）
然而此时蒋军正部署以武力围剿琼纵和五指山根据地，冯白驹等领导同志认为，“北撤”未必安全且极有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因此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做好北撤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坚决自卫还击。而蒋军方面认为用大批正规军围剿五指山那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因此突然单方面宣布，拒绝承认琼崖纵队和海南地方组织的合法身份和政治地位，来了一波自鸣得意的“神操作”。
拒绝承认地位的背后，就是蒋军决心以武力消灭琼纵，那么和平“北撤”的方案自然不可能实施，于是敌第46军（军长韩练成）等精锐部队开始围攻五指山。结果是桂军并不太卖力气，在琼崖纵队的奋力抗击下进展迟缓，及至被调离海南也无甚战果，琼崖纵队就这样在海南岛坚持了下来，粤军后来也多次组织围剿，均是无功而返，战斗力确实差极。
（我军渡海）
但是琼纵毕竟孤悬南方敌后，得不到我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因此琼崖特委的上级“广东区委”较为悲观，认为广东将“黑暗十年”，遂先后于1946年8月和10月，两次指示琼纵和海南岛上的地方干部，渡海撤往越北以保存实力，这就是琼崖第二次接到的“南撤”命令。冯白驹等同志接到指示后，也进行了反复研究，最终分别向广东区委和延安方面提出了琼纵的意见。
琼崖特委认为，敌人正疯狂进攻五指山根据地，成建制转移目标太大，同时敌人也严密地控制着沿海港口和船只，不仅组织船只的数量很难保证，而且即便能够出海，后面也将遭到敌人海空军的拦截和攻击，失去山地依托的琼纵恐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决心不撤而就地坚持斗争 ，琼纵自己的这番“操作”最终得到了延安的肯定和支持。
（韩先楚剧照）
琼崖纵队如此从1946年初到1950年春，整整坚持了四年多的武装斗争，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部队还发展壮大到8000余人。及至四野大军横扫中南，第15兵团部和40军、43军进至雷州半岛后，又以加强营、加强团的规模三次实施偷渡，这些部队与琼纵汇合后，使海南岛上的内应力量达到了一个主力师的规模，其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韩先楚率大军登陆之前，薛岳就不得不分出部队去围困和“进剿”琼崖纵队，已被牵制了相当力量；而在40军和43军主力登岛时，薛岳派出的反登陆机动部队，其背后又遭到琼纵的攻击，两下挤压的结果，是蒋军的防御体系被迅速瓦解。在大举解放海南岛两周的作战中，面对11万守敌，最终我军仅牺牲1300余人、负伤3300余人，便全面击溃敌军解放全岛，毙伤俘其33000余，堪称大胜！
（灰军装是琼纵的代表）
第15兵团副司令员、开国上将洪学智在总结海南岛战役取得胜利的四大因素中，特别将“有效运用琼崖纵队这支有力的接应力量，正确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和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列为第一条，而亲历此次战役的四野将士，对琼崖纵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都使用了“无以复加”的形容词，赞誉程度可见一斑。
琼崖纵队能够在海南岛战役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现，除去自身坚持23年红旗不倒的艰苦卓绝之外，蒋军在1946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面的愚蠢操作也成为加分项：如果当时琼纵跟广纵一样也北撤到华东根据地，虽然我军会在北方多了一支劲旅，但同时在天涯海角将失去一支强悍的内应力量，解放海南之役就不可能如此顺利，这倒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呐。
（四野和琼纵会师）
1935年，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张国涛自恃在党内资格老，又掌握強大的四方面军。他不怕张闻天(时任党中央总负责人)，也不怕毛泽东。他只服共产国际。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就是林彪的堂兄，化名张浩，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八一宣言》和与共产国际联糸的密电码，找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窖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统一抗战路线的指示精神。中央考虑到林育英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让林育英做张国焘思想工作。
(中间者为林育英)
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说这次共产国际派他回来，就是解决红军一，四方面军问题的，你张国焘如有什么想法，可致电我，由我转交共产国际。
于是，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为西北局最高领导人，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领导，与在瓦窖堡的中共中央保持平行。
这样做打消了张国焘的顾虑。
张国焘欣然接受，取消了“第二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从此，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
中央通过林育英的“神操作”，避免了红军的分裂，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病逝后，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亲自为他抬棺执绋。毛主席还为他亲自写下碑文。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为林育英抬棺)
第二次“神操作”，发生在1948年10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组织10万人快速纵隊，欲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忘图把中共首脑一网打尽。命名为穿心行动。
而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仅有华北野战军一纵队三个旅加上警卫部遂共1万兵力。派出去的部隊回援也要三天时间，形势汲汲可危。
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临危不惧。命林彪东北野战军派一支部隊入关，造成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的假像。同时命华北野战军集结石家庄，摆出与傅军决一死战的架式。安排西柏坡守卫部隊，沿途阻击，以迟滞敌人进攻。
军事上部暑完毕后，毛主席连续写了三篇文章，通过新华社广播台，向全国广播。
毛主席这三篇文章，把傅军偷袭西柏坡部隊的番号，人数，进军路线写得清清楚。也把我华北野战军调集到石家庄军隊情况明白无误的写出来。并警告傅作义，北平，天津不要了吗。
傅作义听到广播后，知道军情泄露，知已不可为，逐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
毛主席这三篇文章，真是神来之笔，可退十万大军。
中共中央领导，从此安居西柏坡，从容指挥解放战争，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才迁至北平。
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直接收回了自己放过的屁，宣布当初共同抗日新四军是“叛军”，追着一顿猛打。新四军也是措手不及，被弄了个元气大伤。这操作本来就挺颠覆正常人的三观，用着的时候说是兄弟，用的差不多了，一看担心会分自己的利益，直接翻脸不认人，更颠覆其实还在后面。
国民党那时候猛啊，队伍多装备好，反观新四军，人本来就少，装备武器还比不过人家，一度被国民党搞到生存都非常的困难。光打不过还好说，新四军大多游击队出身，机动比较灵活。摆在眼前最关键的是，没吃没喝了。
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部队，纪律那是非常的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坚决要执行的口号。可不像国民党军队一样，没吃喝了就去抢老百姓的。
况且，经历了长时间的抗战，老百姓的日子也非常的难过。即便当时的根据地也有一些税收，可也真不容易养活部队。当时，一百个农民才能养的起一个兵，八亩地的收成才能够一发炮弹。边去根据地省吃俭用的挺着，却还是挺不了太久的时间。
就连领导开会时候也愁的不行，大家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发愁，战士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干革命。饭吃不饱，就连烟也抽不到一根，领导人也都觉得这家当的没脸。
一说到烟，主意来了，咱先不说解决吃饭的问题，事情一个接一个办，把战士们抽烟这个事解决再说。毕竟，这个要容易了一些。恰巧，被新四军攻克的天长县铜城镇有个烟厂，很有利用的价值。
这个烟厂本来已经倒闭了，国民党当局的敲诈勒索，各种盘剥加上国外进口烟的挤压，活不下去那是正常现象。新四军可不那样搞，他们打算和这个烟厂合作，你出设备场地，我出人咱一起再把他给搞活了。烟厂老板一看，好事啊，什么也不用干，反正已经倒闭，万一干活了，那自己坐享其成就赚钱。
这烟厂，新四军那边也非常的重视，陈毅亲自起名叫“飞马”。项目陆陆续续搞到六台卷烟机，人员大多是部队人员的家属，实在不够用了，就在当地再找些老百姓。
当时的上海地下党正好也有印刷机，反正白天时候也不敢印报纸和宣传单，干脆就印烟盒纸吧，即掩护了身份，还算是帮了根据地烟厂的大忙。
就这么滴，新四军的烟厂诞生了，虽然设备简陋，但却管理严格啊。本来也是打算自己抽的香烟，制烟的质量那是杠杠的没话说。成没想，这么一搞还歪打正着搞出了局面。
烟厂从1943年5月开始投产，起初每天可生产600多条，除了自己官兵们留一部分抽之外，剩下的就拿到市场去卖，价格也不高，专走平民的路线。当时的广告词也简单“人民应该戏自己的香烟”。
然而，好产品那是自己会说话的。香烟一面世，群众们就开始争相购买，很快就驰名淮南根据地一带。商贩订单那是洛泽不绝，甚至夜晚时候也有商贩排着队要等着进货。
于是，新四军加设备、盖厂房、扩大生产，规模一下就上来了。到了后来，就连沪宁杭敌占区的商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来排着队订货。
生意好了，跟着所有的问题直接就迎刃而解了。当地百姓可以种烟叶卖给烟厂，妇女可以进烟厂打工，百姓也能买到低价的平民烟。而新四军，靠此赚了个盆满钵满，别说吃饭问题，就连装备都可以换上更好的一茬。有了好装备，到战场上用处更大，所向披靡弛聘江南。
自飞马烟出产起，新四军二师每月向军部上交30万元（法币），1944年秋，华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二师从香烟利润里拿出1600万元支援灾区。而当时的国民党，一毛不拔不说，对百姓那可是不管不顾。那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真的是唱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声。
上面只是一个例子，当时的淮南根据地从穷的举步维艰，就靠经营商业一举竟成了华中商业的龙头翘楚。不仅打的日军不敢染指，还把皖江搞成了抗战时敌后难得的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蒸蒸日上。
再看国民党和日占区的情况，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到后来，国军中下层军官都领不到薪水，吃不饱饭。哪怕是抗战胜利，他们的情况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同样的一个烟厂，在国民党的地盘，那是开到倒闭。到了共产党手里，就能赚个盘满钵满。同样的一片土地，国民党那边是百信叫苦连天，根据地百姓歌唱晴朗的天。
到底是什么问题？看到这里很显而易见。因为国民党那边打仗是为了自己的江山，或者说是自己的好日子和钱。他们压榨企业，盘剥农民，才不管你中国以后有什么发展，他们好吃好喝能稳定就行。而共产党这边，一句口号就说明了一切，打日本救中国。
这也就能理解，到了解放战争时候，江苏老百姓听说粟裕叶飞的那一支新四军又回来了，儿童捡石头修路，老人捐寿材造船，恨不得倾家荡产也要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所以说，国民党的失败，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是必然，你说这操作神不神。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有着苏联支持的朝鲜人民军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三天破汉城，一月入釜山，打得南韩军队溃不成军，只能是龟缩在釜山港附近等着被赶下海。
然而谁知道，就在这时候，半路突然杀出了一个麦克阿瑟。他率领着美军舰队在仁川登陆，出现在了朝鲜军队的后方，从而阻断了朝鲜的后路。与此同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釜山对朝鲜军队发起反攻。
原本朝鲜人民军和“联合国军”的实力都相差甚远，再加上腹背受敌，后路被切，朝鲜顿时兵败如山倒，精锐损失殆尽。仅一个星期的时间，“联合国军”就完成了对朝鲜的反推，不仅收回了所有失地，还将战火烧到了朝鲜境内。
当然，即便是回到了自家地盘，朝鲜一样打不过。毕竟对面不光是战五渣的南韩军队，还有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很快，朝鲜就支撑不下去了，摆在其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为半岛统一事业做出一点牺牲。
要么就学对面的韩国摇人，毕竟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都是站在朝鲜这一边的。如果没有他们撑场子，当初朝鲜也不敢对韩国妄启战端，毕竟人家背后有美国。尤其是有苏联这座大靠山，朝鲜完全不用怕啊。不过很遗憾，当时苏联的日子也不好过，其在欧洲面对着英美法等一众西方国家的群殴，实在是分身乏术。此外，朝鲜土地贫瘠，要啥没啥，为了他和美国彻底撕破脸，实在有些不划算。
所以当时苏联根本就不愿意直接出兵插手朝鲜战争，只是在背后给予一些经济以及精神支持。
没办法，大哥没空就找二哥吧，反正历史上朝鲜求中原帮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仅万历年间，明朝就两度出兵朝鲜，打垮了丰臣秀吉，帮助朝鲜复国。所以，这一次朝鲜有“理所当然”的找上了中国。
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否出兵朝鲜，其实是一道相当困难的选择题。按理来说，当时我们确实是有着出兵的理由的。因为朝鲜的战争已经波及到了中国，战火都烧到了鸭绿江边了。美军的飞机肆无忌惮的出入我国领空，甚至于轰炸我国的边境城市。别的不说，单就保家卫国这一条，咱们出兵朝鲜就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出兵朝鲜仅仅是师出有名还不行，实力才是关键。毕竟在任何时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都不会过时，道理永远掌握在拳头上，而不是嘴巴上。而当时的咱们的拳头明显还不够硬啊。
1950年是个什么时间段？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在此之前，咱们国家经历了近代近百年的屈辱，以及持续数十年的战乱。如今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且和平时代。
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所以大力发展经济，恢复国民生产，才是硬道理。如果出兵朝鲜，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消耗，无疑会拖慢国内的建设脚步。
更为关键的是，入朝作战意味着将要和美国掰手腕。那可是美国啊，当时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足以碾压中国。虽然之前咱们和美军没有交过手，但是美式装备可见了不少，没一个不眼馋的。而之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打垮日本的战绩，更是证明这支军队绝不是虚有其表。即便我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在美军面前估计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此外，美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战争潜力。其一旦全力开动，战场上武器的消耗速度，还跟不上工厂里面的生产速度，各种装备层出不穷，越打越多。
关于这一点，美国在二战中早已经给全世界表演了一次。而咱们中国，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乱的农业国，有的只是一地鸡毛。不仅没什么工业基础，连保证百姓温饱都成问题。
如果咱们参与了朝鲜战争，无疑将会被拖入战争的泥沼。总结来讲，入朝作战，与美国作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不划算的买卖。
所以，当时国家对于是否入朝作战慎之又慎，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不少领导人，都持反对意见。然而，最终伟人还是拍板了，决定入朝作战。因为这是立国之战，必须要打。
1945年2月，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元首齐聚。他们表面上是在共同商议战后的世界秩序，实际却是在私自瓜分二战胜利的果实，丝毫不顾其他盟国的感受。
比如美国就和苏联做了一个交易，当时美国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困兽犹斗，给美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便要求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在远东对日作战。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会承认苏联在远东的所有既得利益。包括保持外蒙古独立现状，承认苏联对于东北铁路和大连港口的控制权、苏联拥有对旅顺海军基地的使用权等等。
很明显，这些所谓的交换条件，是在出卖本属于中国的利益。这就好比当年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英法擅自做主，将德国在山东权益移交给日本一样，好一个借花献佛。
对于这样的交易，我们很愤怒，但是却没办法改变，因为没那个能力。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伟人于1949年12月6日出访苏联，和斯大林当面交涉。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我们成功从狼嘴里夺肉，从苏联手里拿回了东北的各项权益。
从这时候开始，咱们的新中国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独立自主。毕竟如果在自家领土上，还是别人说了算，那和晚清又有什么区别？
当然了，苏联也不是什么大善人，他们其实不太甘心把东北权益拱手交出，否则当初也不会有所谓的雅尔塔协定了。东北向来是块宝地，其乃是当时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最为发达的地方。而且对于苏联而言，有着东北这么一大块战略缓冲地在，自己也能避掉不少来自美国的锋芒。
此外，旅顺海军基地的港口，更是天然的不冻港，可以常年使用。苏联的地缘格局不太好，折腾了几百年，连个不冻港都没有。后来沙俄好不容易占了旅顺口，却被日本给抢了去。等到重新占据旅顺口，那已经是40年后的事儿了。
港口是舰队生存的保障，苏联没有天然不冻港，就意味着苏联无法在远东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苏联肯定是不大愿意交还东北权益的，刚开始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对我们都是爱答不理的。但是没办法，形势所迫，当时美国放话要拉拢中国，挖苏联的墙角。苏联眼见大哥形象不保，队伍要散，这才选择和我们谈，并最终答应从东北撤军，归还所有权益。
不过，这里的撤军归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需要和平交接。一旦发生战争，那么苏联随时可以重返东北。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与军事及其他援助。经中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也就是说，如果美军推掉朝鲜，陈兵鸭绿江畔，威胁到中国的安全，那么苏联便能够以盟友的身份，恢复对旅顺海军基地的使用权，那么苏联的不冻港又将失而复得。
此时再来看朝鲜战争的爆发，其实就明白多了。苏联支持朝鲜统一半岛，成功了当然是最好。苏联可以借此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日本海，并且拿到釜山港这么一个不冻港，从而弥补失去旅顺口的遗憾。如果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把朝鲜半岛让出去，反正那地方不心疼。而苏联则可以趁机打着保护中国的旗号，再度出兵东北，一样会有不冻港。很明显，不管怎么算，这都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那意义就不同了。一旦苏联出兵东北，届时美军在鸭绿江畔虎视眈眈，苏联人在旅顺口当太上皇，东北将会沦为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棋盘。
这一幕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当年的日俄战争，不就是这样吗？明明是日本和沙俄之间的战争，战场却放在了中国，大量的无辜百姓因此而惨死。这样一来，新中国不就和晚清一样了吗？谈何主权尊严？
既然如此，这几十年来，无数人前赴后继所做的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抗美援朝这一战必须要打，即便再困难，也要打。立国之战，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这才有了数十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异国他乡抛头颅，洒热血。
而历史的结果也证明，当初的这一伟大选择，是正确的。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实际利益，都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因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中国赢得了全世界人的尊重，自此没有谁再敢小瞧我们。尤其是苏联，其不仅收起了对东北的觊觎之心，更将中国当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虽然因为中国的主动出击，苏联没能收获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但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拖住了美国人，导致美国在欧洲无法全力对付苏联，苏联因此有了喘息之机。也就是在此时，苏联趁机在欧洲大肆扩张。后来苏联对欧洲的威慑力，就是在此时奠定的。相比欧洲的收获，在远东的损失也不算什么了。
这也是为何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会选择不遗余力的支持中国，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帮他们拖住美国人，赢得喘息之机。很显然，苏联的目的达到了，由此成为了朝鲜战争中的最大赢家。
当然了，咱们也不是说去当了炮灰，这属于各取所需。正是因为有着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国才能在短短几年间，实现了军队的全面换装，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国家实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以空军为例，新中国建国之初，空军战机不过百十来架，而且大部分都因为缺少零件和飞行员，无法升空作战。然而，在经过了朝鲜战争的洗礼之后，中国空军迎来了质变。时至1954年，中国空军下辖作战师共28个，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单从数据上来讲，咱们当时的空军实力，已经算得上是全球一流。
再比如咱们的工业化进程，其实也是沾了朝鲜战争的光。因为战争对于工业基础要求很高，所以当时苏联为了支持咱们抗美援朝，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原料和设备。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看到了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重要性，于是就开始大力援华，出动专家团队，手把手教学，为中国援建了一百多个事关国家工业体系的大工程，帮助中国建立起重工业体系框架。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国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有着较为完备重工业体系的工业国。
总而言之，以抗美援朝为分界线，以前的中国什么都没有，而以后的中国什么都有了。自此，中国如旭日东升。
虽然这些援助都是依靠的苏联，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苏联大力援华的前提，是中国可以为其所有，帮助其对抗美国。如果中国没有用，苏联才不会正眼瞧中国一下。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场上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的无畏付出，一切都无从谈起。
为什么老师会说抗美援朝是中国的立国之战，原因就在这里。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获各国一致赞誉。
1955年4月18日，29个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开幕，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不利，在万隆会议开幕前，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包括英国和荷兰这两个代办级外交关系国家在内，总共只有24个。
在西方国家不遗余力的抹黑和污蔑下，广大亚非国家对新中国普遍抱着畏惧和不信任的态度，更有国家认为“共产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这种怪论对被西方国家殖民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的大部分亚非国家来说，无疑是很有市场的。
果不其然，会议开始后不久，伊拉克代表就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扰乱世界和平与稳定，并提醒与会国家重视共产主义威胁，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响应，而参会的共产主义国家则寸步不让，大会的唇枪舌剑整整持续了一天。
眼看追求合作发展的万隆会议就要变成意识形态的争吵会议，周总理在第二天，即4月19日发表了演讲，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一掷地有声的表态立即让嘈杂的会场安静下来。
周总理在演讲中初步阐述了和平共处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正确主张，他的演讲对于饱经战乱，渴望和平，独立和繁荣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国家代表心中都激起了巨大共鸣。
周总理在演讲最后说：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一时间，周总理的个人魅力和大国领袖风范倾倒了大多数与会代表，会场掌声雷动。演讲结束后，大批亚非国家代表和记者涌向周总理，请他签名。
美国记者感叹说：“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随后的讨论中，周总理又巧妙地化解了锡兰总理对中国的攻击和部分国家关于结盟与不结盟的争端，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逐步消除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心理和偏见，有力地打破了新中国的外交僵局。
万隆会议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四年间，就有尼泊尔、柬埔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
4月24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发表。它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精神，被誉为“万隆精神”。
周总理的伟大气魄和远见卓识，他那谦虚热诚、平等相待、以理服人的态度和作风，给各国代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在国际外交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一个部队没枪支、没弹药、没有军饷、没有粮食，还不能欺压抢夺百姓物资，还要时刻准备着前线打仗，怎么搞？
1937年抗战爆发后，新四军最初还能在国军三战区领取到尚能果腹的绵薄军饷，直到1940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被国军宣传判定为“叛军”，这个时候的新四军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但军饷没有了，一切的武器装备和粮食供应也都被切断了，没吃没喝，要枪要弹都没有，这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空前的一次考验。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面对这种灾难性的困境，新四军在副军长兼二师长张云逸的带领下，还是度过了难关，并转危为安，把困境转为了优势，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新四军二师面对灾难性的困境，部队领导凑到一起开会，商量对策，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沉默不语，甚至有的人感觉到呛人，打开了门和窗户都不能避免咳嗽。原来他们都是用树叶子卷成的喇叭烟，副军长张逸云看到这幅局面后，也是哀叹连连，自己的战士们出生入死，甚至连一支烟都抽不上，愧对领导他们啊。
深思起来，自己有兵就是有劳动力，最起码能让士兵们抽上香烟，也是一种心里安慰吧，于是就决定带领大伙搞烟自己抽，没想到这个决定，最后却救了大伙的燃眉之急。
新四军在当地的天长县的铜城镇上，找到了濒临倒闭的香烟厂，商量和厂子合作，新四军出人出力，参股经营这家香烟厂，老板不用亲自监督生产，只等分红就行。老板原本就是被国民党颁布的苛捐杂税逼迫的将要一走了之，这下看到了希望，于是果断的答应了新四军的合作。
关于香烟的牌子起名，也是找到了当时的上级领导陈毅同志，新烟命名为“飞马”，并请到淮南日报的编辑人员进行图案设计，印刷这种工作就交到了当时的地下党人员身上，毕竟地下党白天的印刷机也是空置无用，等到一切准备妥当，1943年5月，烟厂正式开始了生产，士兵们用大锅炒制香烟叶，利用厂子里的六台卷烟机，，每天进行生产，日常量在600多条左右。
新四军不但治军有严要求，在烟厂制烟也是秉持着这种纪律，他们穿过津浦线封锁，从定远、凤阳等地买最好的烟叶进行生产加工，并且对生产中的每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所以这种香烟根本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起初把烟厂生产的香烟送到了部队里面，给到官兵，剩下的部分拿到市场上售卖，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相比较当时外国进口来的香烟，无论口感还是价格上都有绝对优势，这一下，飞马牌香烟站住了脚，给新四军带来了经济收益，解除了危机。
接着，就是扩大生产，添置了更多的卷烟机，增盖厂房，扩招生产人员，每天的出产量更是增加到了1200条。附近城市的烟商更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占区来到这里排队来进货飞马牌香烟。
小小的一个香烟厂，解了新四军二师的燃眉之急不说，更是为军部贡献不少力量，每月向军部上交30万元（法币），不仅如此，还为周围的百姓带来了创收，种烟叶的农户高兴了，烟厂里打工的百姓高兴了等。1944年，华北遭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二师更是从烟厂的获利中捐出了1600万志愿灾区。
飞马牌香烟不光是带来了经济利益，还能获取到情报，新四军二师的地下党员居长玉，用两条飞马牌香烟，不但是换取了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的信任，更是获取了日军的行动轨迹，就这样，津里日军30多人在抢粮的时候，被新四军的两个营给彻底歼灭。
如果说历史上的“神操作”，飞马香烟的横空出世，不得不提，从二师的举步维艰到华中地区的商业龙头，彻底扭转了新四军的作战面貌。
日本投降时期，我军挺进东北，半路与苏军遭遇，在沟通不畅、相持不下时，副政委撸起袖子，露出刺在手臂上的镰刀斧头图案。就这一个动作，使现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之后两支队位又兵合一处，拿下山海关。
1945年8月11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几支在东北附近的部队即刻向东北挺进，以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伪投降。
接到命令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立刻组织全部人马，分三路向东北进发。其中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部进军沈阳和锦州。
一接到命令，曾克林和唐凯率队日夜兼程赶赴目的地。到达山海关附近的前所车站时，打前哨的侦察班通过宣传，不费吹灰之力招降了四百多名伪军。但此时曾克林与唐凯还是愁眉不展，上级的命令是与苏军配合作战，但去哪里去找苏军？怎样配合作战？怎样通过前方日军占领的山海关？现在他们没有一点头绪。
就在他们琢磨下一步计划时，另一路侦查员回报，有一只看上去像是苏军的小分队，从赤峰方面开来，马上就要到达这里。
不一会儿的工夫，五辆汽车冲了过来，车上正是苏军，当他们看到前方有武装部队时，车上官兵立刻加上机枪，调好小炮，严阵以待。
这支苏军小分队是在中国头一次遇到我军的部队，尽管曾克林和唐凯见到他们倍感亲切，但是苏军不知道眼前这支武装是干什么的，弄不清楚我军是敌是友，深怀戒心。
曾克林急忙派人上前说明，可是，汉语对俄语，双方越说越乱，都不明白对方说啥，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在连说带比划的纠缠不清中，双方持枪对峙了两个来小时。曾克林火急火燎，束手无策。突然，他灵机一动，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唐凯一楞，随即恍然大悟，连忙把衣袖卷起来露出右臂上刺的一个图案，走上前去。当苏军军官看清楚这个图案后，愣住了！
唐凯是湖北黄陂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自幼丧父，母亲只能带着他乞讨为生，十三岁时，一位领导穷人暴动的少共书记走进了他的生活，并把他带成少共团支部书记。但是没过多久，这位领路人却被地主民团残忍杀害。
少年唐凯激愤交加，为了表现自己坚持信仰的决心，他用钢针沾着草木灰在自己的右臂上，一针一针的刺出一个完整的镰刀和斧头的图案。从此，这个与红旗上一样的图案，一直伴随着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唐凯浴血奋战。
苏军军官看到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图案，顿时豁然开朗，他清楚了对方的身份——这个军官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在手臂刺上图案，唐凯是为了激励自己，穴现在他只能五体投地地佩服自己当初的英明‘壮举’。
一个亮手臂图案的‘神操作’，引来了中苏两支武装的首次合作，在接下来攻打山海关战斗中，苏军炮火在后面支持，两军的步兵发起冲锋，很快就获得了战斗胜利。‘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这个极具战略位置的兵家必争之地，被我军占领。
两支不同国籍的武装，在语言不通、剑拔弩张时，因为唐凯副政委的一个亮手臂图案的动作，使形势陡然反转，而且两军合作，胜利拿下‘天下第一关’，这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刻，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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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十六国时期，名将陶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石勒最擅长的方式击败石勒。
纵观十六国前期的那群大咖，如果不论正义与否、只看个人成就的话，羯族枭雄石勒堪称一代传奇。
这位仁兄原本是并州的佃农，西晋司马氏皇族的“八王之乱”期间，他连同大批胡人（指代少数民族）被本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卖到山东地区沦为了奴隶，沿途吃尽了苦头。而这次经历，却促成了他开挂的人生：
面对连串的遭遇，石勒不再种地，而是落草为寇。他跟汲桑起兵攻下邺城、斩杀司马腾，算是报了被卖为奴的仇；在被西晋名将苟晞击败后，投奔了匈奴汉国首领刘渊，因出色的军事才能被任命为“山东征讨诸军事”，在黄河流域横行无忌、所向披靡，逐渐形成了拥兵十多万的强大势力。
公元311年，他率轻骑全歼西晋最后一支主力军（10多万人），不久后与汉国将领刘曜、王弥联手攻破洛阳。接下来，他闪击苟晞、吞并王弥；下一年进军河北、攻下襄国（邢台），开始独立发展势力。随后奇袭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击破并州刺史刘琨。公元319年正式与匈奴汉国（此时改名赵，史称前赵）分道扬镳，自行登上赵王位、建立独立政权，史称后赵。
而到了公元329年，石勒将前赵灭国，几乎统一了中国北方，他的后赵成了西晋灭亡以来最强大的政权。下一年，他正式称帝，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惊天逆袭。
石勒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也没学过什么兵法，他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应该归结于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强大的学习能力。在张宾等谋士的帮助下，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杀手锏，概括来说就是：扮猪吃老虎，先麻痹对方、让其放松警惕，其后突然袭击、一剑封喉。
比如为了对付曾经的战友王弥，石勒主动与其结交。有一次当王弥陷入危机时，石勒竟舍弃自己正在攻打的敌人、调动主力替其解围，让王弥感动不已、真的把他当成了能够两肋插刀的好兄弟；这个时候，石勒却设下鸿门宴，亲手斩杀了这位放心前来的“兄弟”、吞并了他的全部军队；
而为了战胜拥有鲜卑铁骑为助手的西晋司空、幽州都督王浚，石勒更是低声下气俯首称臣，甚至表态愿意当儿子；同时还隐藏实力、以老弱病残将士麻痹对方。待到王浚毫无戒备时，石勒却突然暴起，率领精兵偷袭幽州、毫不费力地除掉了王浚；
至于干掉最大的敌人刘曜，石勒也采取了隐藏意图、突然奔袭的套路，在洛阳城外一战击溃了敌人的主力。
一招鲜、吃遍天，依靠这种隐忍、狠辣、令敌人防不胜防的风格，石勒不断战胜强敌、创造了“连百万之众，横行天下”的奇迹。
不过石勒并不是无敌的，在北边，他向来忌惮鲜卑人（前提是团结状态下）；往南，他则比较敬畏东晋的两位名将：祖逖、陶侃。
公元317年，祖逖率领百余家宗族、部下北上中原，短短数年间就收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多次击败如日中天的石勒军队，连号称当时头号猛将的石虎也沦为了他的手下败将。眼见自己在南边的控制区逐渐萎缩，石勒头疼不已，不仅不敢南侵，甚至还采取了诸如修缮祖逖祖墓、请求互市、斩杀西晋降将等方式向祖逖示好。
而在祖逖去世后，东晋唯一让石勒敬佩的就是陶侃。陶侃出身寒门，因在“八王之乱”期间一力平定张昌之乱而声名鹊起。随后又击败了横行一时的陈敏、杜弢，常年担任荆州刺史，保境安民、抵御中原乱军。在任期间，他不同于东晋朝野那些世代为官、浑浑噩噩的士族门阀，以身作则、劝课农桑、恢复生产，使得荆州域内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史称“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公元328年，陶侃作为各路兵马的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被视为东晋半壁江山的顶梁柱；公元330年，他兵不血刃擒杀拥兵自重的晋军悍将郭默，让那些吃过郭默苦头的后赵军人畏为天人。
由此可见，陶侃能被石勒视为当时难得之将才，可谓实至名归。不过欣赏是一回事，双方作为不共戴天的死敌，总会兵戎相见。
公元330年，称帝后的石勒雄心勃勃，着手往南用兵，首个攻击点就是陶侃治下的襄阳。不过石勒并没有强攻，而是再次发挥了自己用兵的“阴损”特点。
当时率领后赵军队的是荆州监军郭敬，而镇守襄阳的是东晋南中郎将、监察沔北军事周抚。还没开打，石勒让人给郭敬带去了自己的指令：
首先，不要强攻，退回樊城，其后收起旗帜、隐藏兵力，让晋军摸不着头脑；
第二步，当晋军的侦察兵接近樊城时，赵军放话吓唬：“劝你们赶紧做好准备，再过七八天，我们的大队骑兵就要来了，到时你们将插翅难飞。”
第三步，郭敬从早到晚都让骑兵前去附近的渡口清洗马匹，这样反复不断，造成不断有赵军补充到樊城的假象。
石勒的算计再次得逞了，周抚被赵军的疑兵之计吓破了胆，丢下全城老百姓、带兵仓惶跑到了武昌，郭敬不费吹灰之力占据襄阳。随后，赵军毁坏城池、将全部老百姓迁徙到沔水（汉江的古称）以北，并在樊城旁修筑城堡、屯兵固守。附近的一些堡坞也陆续向郭敬投降、武昌也岌岌可危，东晋的西线瞬间吃紧。
这件事发生时，陶侃正驻扎巴陵（岳阳），得到这一消息颇为吃了一惊；没多久，苏峻的旧部冯铁也暗杀了陶侃的一个儿子，其后投奔后赵，被石勒任命为边将。
接连遭受噩耗，但陶侃并没有乱了阵脚。他首先给石勒修书一封，指责对方接纳杀害自己儿子的叛臣，毫无道义。
石勒虽然出身羯胡，且为人凶悍狡猾，但这人有个优点：比较在意自己的人设，不愿意背负道德上的恶名；更可况对于陶侃这种让自己敬佩的名将，石勒向来愿意给几分面子，以示拉拢、尊重人才之意。
因此，在收到陶侃派人送来的信后，石勒当着使者的面斩杀了冯铁；陶侃获悉，则赠送江南珍宝以示感谢，双方看似有握手言和的架势。
陶侃真的会因为石勒的一点恩惠就要跟对方化干戈为玉帛吗？非也，他这是复制了石勒的“扮猪吃老虎”之计。
公元332年秋，在探得赵军放松对自己的防备后，陶侃立即从巴陵移镇武昌，随后秘密安排儿子陶斌、部将桓宣帅精兵偷袭樊城。
而此时的石勒真的对陶侃毫无防备，郭敬甚至率军离开樊城掠夺长江以西地区，于是陶斌、桓宣顺利攻下樊城，俘获了城内外全部军民。
紧接着，料到郭敬一定会回军救援，陶斌留守樊城，桓宣则率兵前往涅水（邓县东赵河）埋伏，击败了回援的赵军、抢回了对方掠夺的全部人员和物资；与此同时，陶侃又派侄子陶臻、部将李阳攻打新野，郭敬率领残军前去救援，又吃了一场败仗，只好惊惶北逃。
荆襄一线再次完整。接下来，陶侃让桓宣镇守襄阳。经过修缮后，一度被毁的襄阳再次恢复了生机，桓宣镇守的十多年间，无数次击败后赵的入寇，这里再次成了庇佑东晋的西北门户。
由于收复襄阳之功，陶侃被加封大将军，赐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荣。熟悉历史的朋友们知道，一旦臣子享受这种待遇，那几乎就意味着被视为能够左右朝廷的权臣了，陶侃并不愿意功高震主、晚节不保，对此果断推辞，两年后因病去世，身后尽享哀荣。对了，我们熟悉的陶渊明，正是陶侃的曾孙。
至于石勒，在被陶侃摆了一道后，很是郁闷了一段日子。鉴于东晋防备严密，自己无机可乘，于是他在公元333年派人向健康城送礼示好，想再次上演一回扮猪吃老虎。
可惜东晋并不接招，甚至还派人烧掉了他送来的所有礼品。石勒恼羞成怒，正计划组织军力硬着头皮南征时，自己突然病倒，没多久就一命归西。而在他死后，后赵大权被侄子石虎篡夺；在这位暴君的统治下，中原百姓苦不堪言，一度安定的局势再度风雨飘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