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来说一个。
由于司马迁是“史界太祖”(梁启超语),其以“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钱谦益语),即《史记》里所记载的许多事件往往被后人当成了历史常识。
但是,必须要注意到,司马迁属私人著史,所据史料有限,对于某些历史事件,考据不足,考证不力,偶会出现错漏或混乱现象。
比如,在写张仪和苏秦这两个纵横家事迹时,就出现了时空错乱。
在《史记》的记载里,苏秦和张仪都是隐世神人鬼谷子的弟子,两人是同窗好友,结伴学艺。但苏秦先出山,在各国间游说,推行合纵策略,最终佩带六相国印,压得秦国十五年不能动弹。张仪后来出山,苏秦暗中助其入秦,然后师兄弟互相斗法,在战国大舞台上同台演出,一个推行合纵、一个推行连横,为世人倾情奉献上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历史超级大戏。
因为司马迁妙笔生花,苏秦和张仪师兄弟斗法的故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很快就成为了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渐渐地成为了历史常识。
但是,1972年山东银雀山发掘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吕氏春秋.知度》;次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
两地的出土文物均证实了一个结论:苏秦和张仪并非同一时代的人,两人同台对决,争相斗法的故事,注定是“关公战秦琼”——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
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论,该书共二十七篇,其中有十一篇是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细看内容,便知苏秦是为燕而仕齐、最后导致齐亡而兴燕的关键人物。
即苏秦所生活的时代乃是燕昭王与齐愍王明争暗斗争的年代,与苏秦同台竞技的是孟尝君、李兑、周最等人。
而张仪是效力于秦惠王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与公孙衍、陈轸等人同一时代。
细算起来,苏秦至少比张仪晚生了三十多年。
另外,《战国纵横家书》中的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均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据此判断,这些书信都是司马迁没有见过的,所以才会闹出“苏、张受学于鬼谷子,后来互相斗法”的乌龙。
事实上,《荀子.臣道》曾经把“齐之苏秦”比拟成“秦之张仪”,细心点品味,就可以知道张仪出道比苏秦早,才会出现以后者比拟成前者的现象。
可惜,司马迁并没有注意到。
谢邀,要说到可以推翻历史的,有很多,下面就举几个正常的历史被推翻的例子。
第一,我们都知道《道德经》是老子的两本书,分上下册上半部叫《道》下半部叫《德》合称《道德经》,但根据汉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是《德》在上《道》在下,应该叫《德道经》,现代人看《道德经》是反的无异于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
第二,尧舜禹作为上古大贤大德的典范,采用禅让制,是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向往的大同社会,但根据《竹书纪年》《韩非子》等的说法,尧舜禹之间并不是友好和平的禅让,而是通过流血事件的上位,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舜发动叛乱赶走了尧,大禹利用自己治水的威望另各部族首领臣服自己,囚禁了舜,并且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家天下,《韩非子》也提到了类似的说法。
第三,我们上小学时学的司母戊大鼎经证实应该是后母戊大鼎。司母戊鼎是郭沫若考证出错的叫法。
第四,四书五经中的《尚书》在明末清初之时就有学者怀疑是假的,经过多方考证是宋代一位南方的秀才为了提高知名度而伪造的,真正的《尚书》早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就已经失传了,后来虽然在曲阜孔府中找了真正的《尚书》结果又因晋朝末年的动乱而失传了,现在的《尚书》是伪造的。
我说一个比较偏门儿的啊。
之前普遍认为,蒙古族的前身——原蒙古人是居住在东北地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室韦人,在蒙古人进入蒙古草原之前,蒙古高原是突厥语族人群的天下,包括突厥人、回鹘人、黠戛斯人等等。直到突厥帝国、回鹘帝国相继崩溃,蒙古草原形成权力真空,东北的室韦鞑靼人才进入草原,随着原蒙古人突厥化的过程,成了蒙古高原新的主人。
因此蒙古高原上先由突厥人,后有蒙古人,先有突厥语,后有蒙古语。公元5-7世纪突厥人纵横蒙古草原的时候,原蒙古人还在东北地区默默生活。这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常识。
然而在2017年匈牙利召开的国际阿尔泰大会上,Alexander Vovin(没办法说他是哪国学者,Vovin教授生于俄罗斯,在美国长大,本来主要研究日本,现在在法国工作,中文和蒙文也都非常流利)发布了一块在蒙古国发现的婆罗米文石碑。简单说来,这是一块7世纪的石碑,使用婆罗米文字,但写的是蒙古语。
这张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蒙古学信息服务平台
在此之前,最早的蒙古文石碑是蒙古国北部库古苏儿省的成吉思汗碑,也叫移相哥碑,时间是13世纪早期。这块碑比成吉思汗碑早了600年,也就是把蒙古文和蒙古语的历史向前推了600年。
这块石碑是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奎苏陶鲁盖(hüisü toloγai)发现的,这证明了在7世纪,蒙古高原中西部地带,也已经广泛生活着蒙古语族人群。
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以及未来数年内蒙古学最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写民族史、蒙古语文史和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不少教科书和论文都要重写了。
来一张Vovin教授
千年以前的岁月,实在是太遥远。那些能够记录历史真相的文献、文物,都随着岁月变迁,毁于战火和朝代更迭之中,后人有时候只能凭着所能寻觅到的古老文物或文献的残缺记载,甚至是根据民间传说,来推测古人的历史。
然而,不经意间一些古墓的出土,竟然会推翻几百年以来我们坚信不疑的“历史真相”。或有一些在历史中完全没有记录,或者有记载却不能够被证实历史,却通过新出土的文物,推翻了人们固有的历史常识。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又有哪些考古发现推翻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呢?
西夏文佛经
首先要谈的就是活字印刷,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课本中,都记录印刷术是宋代毕昇发明的,甚至在沈括留下来的《梦溪笔谈》中,也详细记录了这种技术。可能还有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1991年以前,中国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印刷术真的流行并存在。
因为,当时只有关于这项技术的一些间接文字记录,并无直接的证据。直到1991年,宁夏的拜寺沟方塔一共出土了9册西夏文佛经,这些佛经强有力的证明,在西夏时期,印刷术已经确切存在并投入使用。
西夏文佛经
西夏文佛经此外,还有1978年的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一件16节龙凤玉佩,直接将国人对于活环玉器的认知,往前推动了200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学家固有印象里,中国玉器最鼎盛的时期当数清朝,尤其是乾隆年间,皇家贵族出于对玉器的喜爱,专门设立了一处玉作造办处,所以这一时期玉雕工艺大幅度提升。尤其是造型精美,工艺复杂活环玉器更为珍贵。
16节龙凤玉佩
正因如此,考古学家一直认为这种精美的玉器,是清朝年间的产物。殊不知就是因为古墓中出土的这件精巧细致的玉佩,不仅远超于清朝工艺,更是将玉雕工艺的成熟时间,直接拉回到了春秋时期。
虽然至今都没有确定这种玉器的用途,但是对于中国古老玉器工艺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一项发现。春秋时期这些手工艺人的智慧,足以震惊整个考古界。
秦朝竹简
最后要介绍的这个出土文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秦朝暴政的固有思维。1975年11月,云梦县的秦代墓葬中共出土了1100多枚竹简,在这些竹简上,有一部分是秦律的抄本。
由于秦朝存在的历史太短,所以在众多的考古文物中,一直缺乏与秦国有关的真实史料记载,后人对于秦国的印象,基本上都是从《史记》得来。至于这批秦墓竹简为何会推翻人们的固有印象,这是因为经过专家考证研究发现,这些竹简记载了18种秦律,并没有后人所描述的那样残忍凶暴,更不是一味的施行杀戮暴政。
比如以前中学课本中的陈胜、吴广因大雨受阻这件事,压根儿就不会被杀头,顶多执行鞭笞之刑而已。也从此可见,许多我们以为的历史事实,也仅只是“我们以为”的而已。
本来按照《史记》的说法,苏秦张仪是师兄弟,在同时代分别合纵连横,同台较量。
然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说法,其实苏秦活跃的时代晚于张仪。电视剧《大秦帝国》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再讲一个证明了《史记》正确性的例子。《孙膑兵法》,《史记》记载孙武与孙膑各作兵法,但是《孙子兵法》传世,《孙膑兵法》却无人见过,以至于人们认为《孙膑兵法》并不存在。而1972年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孙膑兵法》重现世间,证明了《史记》的正确性。
必须是“司母戊大方鼎”啊。
从小就知道叫这个!
然后,现在,人家叫“后母戊大方鼎”啦!
还有,张献忠和洪天王。估计某天要翻船。
张献忠的宝藏,在岷江江口考古出土啦。
那么多的文物,从王侯之家的金券元宝,到贫民百姓女子的最朴素的耳环戒指,都有都有。
好像不容易洗白?
最近居然说屈原也是子虚乌有?
不黑不吹,坐等更新历史常识。
提起楼兰,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那句诗: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诗是大唐诗人王昌龄所著,词句中所透露的霸气,恰合大唐盛世之威风。然而,王昌龄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楼兰早已消失在故纸堆里,它最后一次出现,也比王昌龄“破楼兰”要早几百年。
“(匈奴)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楼兰这个神秘的过度,第一次出现在史籍里,是在西汉初年,距今约2200年。
在世人眼里,楼兰仅仅是个西域小国,他们的国王甚至还没有大汉的使者帝位高。以至于国王很使者顶嘴时,使者可以直接斩了国王、另立新君。(即,破楼兰典故)
自楼兰消失以后,没有人知道它在哪,也没人知道这是个怎样的国度。甚至很多人都怀疑,真的有这个国家吗?
然而,不止东方的史籍里记载有它,西方的典籍里也有记载。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里,也对这个小国一笔带过,它的希腊名字叫:
Khauranai
公元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新疆,按照古籍中的记载,寻找传说中的楼兰。这一年,他发现了楼兰遗址;第二年再来时,发现了卢法文书,并证实了这片遗址的确就是楼兰古国。
历史与考古相互印证,使得楼兰古国只是传说的固有印象被推翻,传说成了信史。
正当人们为楼兰古国的存在惊奇不已的时候,楼兰再次有了新的发现。
1979年12月,新疆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炳华率领一支考古队看到楼兰遗址,欲对其进行考古发掘。
闲暇时,王炳华带着队员沿孔雀河顺流而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孔雀河真的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它不仅滋润了罗布泊几千年,还孕养了无数文明。没过多久,王院长就在孔雀河畔找到了一处地势稍高的小沙丘,仔细看时,沙丘之上还很多露出来的木桩!
换言之,这堆沙丘下,一定有东西!
于是,王炳华决定对这堆沙子进行发掘,并从最近的部队调来几十名士兵,专门协助发掘。
考古队加上士兵总共几十号人,光是挖沙子就挖了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每一铲子下来,沙子里埋藏的东西,都让所有人惊叹不已!
放沙子被处理干净时,所有的木桩显露在人们面前:
6座摆成光芒四射的太阳形的墓以其恢宏的气势让在场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喜悦被按捺下来之后,考古队根据木桩的摆放位置,给它起了个贴切的名字:太阳墓地。
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墓葬形制:墓穴由7圈排列有序的木桩环绕,7圈之外是一条条呈放射状的列木,每条放射列木有10米之长,每座墓用690棵树建造而成。
通过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发现:太阳墓地的墓主人,全都是金发碧眼白皮肤,俨然一副欧洲人的模样!
除了非常原始的人类生活用品,众人印象里所熟知的西汉的那个楼兰古国,在太阳墓地里没有一丝存在的证据。没有文字、没有青铜器、没有陶器、没有丝绸。楼兰文明该有的,统统没有发现。
经过炭十四鉴定,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展示在人前:太阳墓地存在时间,至少已经有3800年了!
比人们印象里的2200年还要早1600年!3800年前的中原大陆,可能夏禹还在领着一群人在治水呢!罗布泊,已经被一群白种人占领。(孔雀河还发现一处小河墓地,也是3800年前的遗址)
由此,世人关于楼兰的印象,再次被推翻!这片黄沙之下,到底还藏着多少惊喜?
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起因,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因为他们耽误了行程,“失期,法皆斩”。反正赶到了也要被处斩,索性不如造反算了。
建国以后,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简称“云梦秦简”)。其中包括了大量原始的法律文件,显示并不存在“失期,法皆斩”这种规定。未能按期赶到,按照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处理。如果是因为意外的话,其实是没有处罚的。即使有处罚,也没有到动辄杀头那么严重。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活动时期比他早几十年的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根据记录,毕昇采用的是胶泥活字,他曾经试验过木活字,但是因为木料纹理疏密不匀等技术原因造成印刷效果不尽人意,最终没有采用,以往根据文献记载,人们通常认为试验研究并实现木活字印刷术的是元代的王祯。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在宁夏贺兰县出土了12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大方文佛华严经》,经过对这些文本的考察,人们发现其中有字体歪斜,有个别的字排反排倒了,也有墨色或深或浅浓淡不均,这是因为排字工人不小心手误;此外,还有“选字出力者”的题款,种种迹象都印证了是活字印刷,经过专家的鉴定,又能够确证这是木活字印刷。
12世纪下半叶是西夏后期,相当于南宋时期,上述西夏文佛经,说明了至少在南宋时期,木活字印刷术已经有了相对广泛的使用。
这个考古发现改变了以往认为木活字印刷术产生于元代的观点,换句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先的历史常识因为新的出土文物而被推翻了。
2021年12月14日,震惊国内外的汉文帝霸陵在尘封3年以后,终于揭开了历史的谜团。
有什么历史常识因新出土的文物而被推翻了?我想,汉文帝霸陵的发现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起了钱雁秋导演的一句名言,“你眼睛所看到的,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关于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具体位置之谜,我们被骗了上千年,而此次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的发现,则打破了汉文帝陵墓位于凤凰嘴这个千古谎言。
曾侯乙墓玉佩的出土,直接将考古界关于玉器的常识拉回到了上千年
我们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常识,考古界的一个常识就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常识都是经过正史的记载、经验之谈、文物佐证等综合元素得到的结果。
但是,往往一个新出土的文物,则会将人们的常识,或者说是谎言,直接拉回现实。
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葬,里面出土了一件16节的龙凤玉佩,而关于玉佩,考古学界都以清朝玉器最为精美作为参考或者常识,但是,曾侯乙墓的时间,却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曾侯乙墓葬出土如此精美的玉器,说明了,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我们古代工匠就已经掌握了对玉器的雕工、打磨等技术。
虽然没有发现这种玉器的一个用途,但不外乎就是精美的装饰,或者是人们的一种信物,但这些精美的玉器,足以改变人们的认知,打破“玉器只有清朝时期最为精美”这个谎言。
汉文帝墓葬在凤凰嘴,西安灞陵则揭开了历史真相
有个考古专家曾经这样说过,“考古就是不断更新自己的信念和常识的过程”,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很对。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中有关于霸陵的记载。
二年二月,更始到长安,下诏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更始至,岁余政教不行。前25年夏,赤眉樊崇前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
从历史资料来看,西汉时期,皇后和皇帝葬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但是需要各立陵冢。《史记》中也讲过,窦皇后和汉文帝是合葬在一起的,但是,历史资料显示,汉文帝的墓是葬在凤凰嘴。
历史界和考古界,都把凤凰嘴作为汉文帝刘恒的墓葬之处,但是,此次的意外发现,直接击碎了历史谎言。“汉文帝凤凰嘴之墓”则成为笑谈。
墓葬被盗,才引起考古界的重视
我们都看过《盗墓笔记》,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为何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考古工作者为何没有先于盗墓者发现陵墓,而是多以“保护性发掘和救援”等进行陵墓的一个挖掘工作。
2001年,西汉窦皇后的大墓被盗,墓葬被盗以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辗转千里,有的也没有一点踪迹,而这些大的历史遗迹才进入考古工作者的视角。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从此,这个历史谜团终于尘埃落定,成为了公认的一个历史事实。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很多我们所认为正确的历史常识,会因各种不同的考古文物而颠覆和推翻,我想,这是个好事,毕竟我们现在讲求,要有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也许,你的那一点坚持,正好成就了一个历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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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岩壁出土发现象形文字,竟然和甲骨文如出一辙,这个发现推翻了世界历史常识,同时让印第安人是否起源于中国商朝的假设,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也让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跳了起来,一度提出了众多的新假设和质疑,那么中国甲骨文为何会出现在美洲的岩壁上呢?
整件事的缘起,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化学家,这人的名字叫做鲁斯坎普,由于名称太长我暂时称为鲁斯,鲁斯主要的职业是个化学家,但是确是一位历史学家和铭文研究者(业余爱好),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在博物馆里接触到了铭文研究,此后就开始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泡在图书馆和一些博物馆中,他对铭文开始初步有所了解,后来还认识了一批爱好者,开始组织一些旅行,特别是他们对印第安人的铭文和玛雅人的石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末他们经常会组织一些野外铭文考察,希望通过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能够发现一些古代印第安人或者是玛雅人留下的新足迹,因为他们相信玛雅人和印第安人不会那么神奇,忽然出现在美洲大陆,必定有他们的起源和来源。
由于西班牙人的入侵和冒失,导致了印第安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忽然断层,现在这两个文明的许多过去历史都是一个迷。而正是这个迷,反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希望找到一些铭文来找到新的突破口。
他自己住在伊利诺伊州,不过他和伙伴们,去过了许多不同的联邦洲,比如:亚利桑那州、加州、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等等,他们在野外考察时候,以外发现了一些地方,在岩壁有一些没人注意的象形文字,而这些文字刚开始他们只是收集。
后来他们将收集回来的象形文字,通过网络和电脑,和古代各种文明的文字进行了对比,竟然发现其中由84个象形文字和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非常的接近。而他们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能够清晰的翻译了一段崖壁上留下的古老信息。
这一个发现让他非常的兴奋,同时也得到了鼓舞,经过多次努力和专家沟通,终于在后来他将崖壁的资料整理后,将在美洲发现了商朝甲骨文的消息公布于世,如果前几年有留意过此消息的人,应该依稀有一点印象。
鲁斯坎普通过媒体告诉人们,在美洲创造过古来文明的印第安人,在崖壁上遗留的甲骨文,按照推测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300年留下了的,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才是几百年前,两者差距达2000多年的时光。
并且他找到第一段的崖壁甲骨文的时候,经过用甲骨文的方法翻译,内容竟然是一句归乡的话语。他对古文的翻译如下:我们离开十年;去太阳之屋的旅程,应该要回归了;来,我们将完成最后的旅程。
由于这一发现属于个例,不过让他找到了一个研究的新的突破口,在后来他不断探寻各地的崖壁,终于在美国的阿尔布开克市发现新的岩壁画。
这些壁画的内容,其后被证实为是商代的甲骨文,同时位于新墨西哥洲,也发现了一段甲骨文。这段甲骨文的写作方式和中国发现的甲骨文由右到左的书写,出奇的一致,现在世界历史学家公认。而他们的书写方法中国的甲骨文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撰写模式,是极为独特和全球独有的。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他先后到底过印第安人聚居过的地方,在亚利桑那州化石森林国家公园发现了一个“象”子,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古代河南就叫做豫,而河南省的商丘就是古代商朝的古都,根据考古发现,无论是三星堆还是海昏侯,古代中国都不缺大象,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美洲大象非常稀少,那么这大概象字怎么来的呢?
为了解开答案,他依然坚持寻找足够的证据,支持他的商朝甲骨文说,毕竟他也怕公布消息后,会受到各方的质疑,当然证据越多说法就越充分。后来他又在加州的一个小湖附近,发现两个古老的象形文字,看上去感觉分别是中国甲骨文的“五”和“船”字。
鲁斯坎普为此就将这些文字送给一些专家对比,其后被一些专家论证,这些象形文字的确和中国上古时期的象形文字和接近。并且他也强调,被发现的这些象形文字不是后来加工制作的,不是赝品而是数千年前人类留給后人的信息。
此后他经过多番的验证,大胆的猜测了一个假设,就是印第安人的起源,很有可能就是商朝人,或者比商朝更早的中华大地居民,更有可能在2000多年前,印第安人和中华民族已经于了很好的沟通渠道和互动。
这些的崖壁上的象形文字已经公布,还有他的假设说已经推出,的确引起了当时的历史界和考古学界的争议,同时人们纷纷的研究这些甲骨文的资料,并且将印第安人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挂钩,的确是发现了许多的蛛丝马迹,而且在基因图谱中,也发现了印第安人的许多基因和中国人很接近。
在侧面上也给了这位鲁斯坎普一些新的证据支持,而印第安人起源于中国的假说,其实由来已久,并且在中国的一些古书中,也有对殷人出海做过一些记录,可是由于历史太久远,而且周朝刻意将商朝的历史隐藏起来,导致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在清末前对于商朝的存在也是争论不已。
确认商朝的存在,依然还是甲骨文,并非出土巨量的青铜器,或者又大又重的司母茂方鼎。
甲骨文又称“契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汉字体系,其作用多用于卜辞的记录,其实算是古代的一种文档,本来是在河南安阳的一个地方,被人挖来当药材用,不知道历史以来,到底又多少的甲骨文被人拿出了变成了粉末治病,到了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光绪公元的1899年,因为需要治病,就拿到了这些东西,发现上面又一些奇怪的符号,感觉很像是古老的文字,后来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甲骨文才得以重见天日。
后来经过了不断的考古发现,在安阳共发现了甲骨约有154600块。同时在河南、陕西等地区,也发现了少量的甲骨,时间大部分都商晚期(约前1300年)和东周前期。
甲骨文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能确认商朝存在,让中国历史被世界公认人,推前了数百年的时光,同时甲骨文的对称、稳定的格局。已经具备笔、字、章等书法的基础三要素,并且由于甲骨文不是一个两个字发现,是数量巨大的发现,其中文字很多,文字寓意丰富,能够合理的解读和翻译,所以甲骨文也是当时一套具有严密系统的文字之一。
能够看出许多后来的汉字,其中的起源,都是来自于甲骨文,或者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而甲骨文和阿拉伯和拉丁语不同的地方,他还是一种象形文字,其图案的符号很强烈,而一个字代表一个寓意,和一拼音为主的拉丁语系不同,并且甲骨文是唯一开始到现在依然能够使用和通读的上古语言,相比埃及等几个文明古国,甲骨文的能保存和发现,其对于历史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甲骨文也是中华古文明的一种重要标志,忽然出现在遥远的美洲大陆,的确让人会有所不解。
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或者在其中你们能够发现,美洲崖壁上出现甲骨文,并非空穴来风,或者正是上古的商朝人到达了遥远的美洲,留下和发展了印地安文明。
首先:我提供给大家一个资料参考,在2014年,美洲科学家分析了,克洛维斯时期的婴儿DNA和亚洲古人类DNA对比,发现两者非常的接近。同时也在对比了西班牙古洞穴的人类DNA,反正两者相似度差距比亚洲的要大,并且在对比了西伯利亚严寒地带的一个古人类基因,推测很有可能在上古冰河时期,由于白令海峡还没有和现在一样分开,所以亚洲和美洲大陆是共通的。很可能是一部分先民已经来到了美洲大陆探索。
其次:在中国古代的就有殷人东渡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并且人们很早就知道,在大海的深处有一些岛屿,还存在着一些仙山,可见在中国古代航海到美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特别是殷人东渡的传说,更是引来了西方考古专家的兴趣,据说周武王伐商纣王的成功,是当时的商朝主力到了东夷,由于这批人已经无法归家,他们就选择了东渡到大海,历经了千辛万苦到达了美洲,建立了一个叫奥尔梅克文明,这段经历,经过现代冒险者的证实,从中国出发到达美洲大陆,通过洋流和帆船,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就能横渡太平洋到达目的地,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小岛可以沿途作为休息和标志。根据国外考古专家的研究,发现奥尔梅克文文化和商朝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例如出土了一些的玉器雕琢,玉人的跪俑,羽蛇参拜,还有中华文化,独特的玉圭出土,其中还有一些上古的文字,都能相互应证,商朝和奥尔梅克文明两者有联系。并且在上世纪的50年代,在墨西哥的有个遗址,发现6片玉圭,玉圭上刻有几个类似甲骨文,经过中国专家的解读,很可能就是殷人祖先:蚩尤、少昊、帝喾的名字,能看出这个地方也是印第安人怀念祖先和祭祀的地方。
其三,一些印地安人对在口述历史的时候,会说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遥远的东方,而他们是飘洋过海的到来,例如他们日常称呼,你和我们古语“宁”“内”很接近。并且印第安的的装饰喜欢利用鸟类的羽毛和中国商朝以鸟为图腾是一样的,而根据考证,甲骨文中的美字,并不是羊大为美,而是插着羽毛装饰的人的图案,可见美字的演化和印第安人的审美也很接近。
小结:
回到前文,综合以上几点能看出鲁斯坎普在美洲发现甲骨文,也就很自然的事,很可能确实印第安人的祖先就是一部分早期过去的西伯利亚人,其后是一部分的殷商人东渡而去,他们在这里经过了独立的发展,保留了古老的商朝文化,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明。所以会在美洲的崖壁和峡谷中出现上古的商朝甲骨文。
当然许多人也可以当作这只是一种考古学的假设和猜想。猜想和真相其实只是隔着一条鸿沟。能否最后跨越鸿沟,需要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解密更多的发现和探寻出更有力的证据。
刚被确定发现的汉文帝霸陵,就推翻了一个流传近千年的“谎言”。
公元前157年,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汉朝的第三位皇帝汉文帝刘恒,病逝在未央宫,在他死后,汉景帝继位,遵汉文帝遗诏,将其葬入霸陵。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年四十七,葬霸陵”—《史记》
根据这段简洁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得知,汉文帝在死后埋在了霸陵里,但随着朝代的更迭,关于霸陵的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并且让后人困扰了上千年。
这个问题就是,霸陵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里?
之所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霸陵的准确位置,这还要从汉文帝刘恒尚未去世的时候说起。
公元前180年,执掌大汉朝政大权的吕后去世,吕后一死,忠于汉朝的大臣周勃与陈平随即发动了“诛吕”行动,将吕氏家族屠戳一净。
而在将吕氏家族杀光之后,周勃与陈平就开始商议,要立谁为新的皇帝呢?
思来想去,最终,周勃等人挑中了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代王刘恒,之所以选他,一方面是刘恒是刘邦的血脉,另一方面,刘恒看起来比较好控制。
于是,周勃安排使者,前往刘恒的封地去接刘恒来长安登基,起初,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礼”,刘恒表现得十分谨慎,一度认为这是一个圈套,最终还是在谋臣的坚持下,才勉强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
而这一路,刘恒可谓是步步为营,且多方试探,直到他来到长安之后,才知道真的是要自己当皇帝。
带着几分惶恐,和夹杂着些许兴奋,刘恒就这样一脸懵地登了基,史称汉文帝。
而登基之后,刘恒并未如周勃等人想象的那样软弱,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最终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在他掌权之后,颁布了不少利于汉朝发展的政策,为汉朝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政绩突出之外,汉文帝刘恒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节俭。
据史料记载,汉文帝曾经有次想修建一个露台,但露台的预算造价出来之后,汉文帝才知道,造这么一座露台居然需要耗费“十家之财”,对此,汉文帝深觉耗资巨大,最终,他下令罢建。
不仅仅是平日里生活节俭,就连自己身后事这方面,汉文帝同样也是秉承着节俭的原则。
汉文帝登基不久后,便开始着手筹备自己的陵墓一事,鉴于汉朝之前的历代帝王,陵墓大多都被不同程度地盗掘,因此,唯恐自己死后遭到“打扰”的汉文帝决定,“因山为陵,不复起坟”。
什么叫做“因山为陵,不复起坟”?简单来说,就是依山凿挖出墓室,地面上不立封土堆。
这样的好处,就在于地宫的位置,无封土可寻,所以,就能保证陵墓的安全,不仅如此,汉文帝还提出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堵住所有缝隙,并用漆将其牢牢粘住,这样就没有人能够打开陵墓了。
“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史记》
汉文帝的这个办法,得到了大多数群臣的赞同,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好主意,但有一个人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这个提出不同见解的大臣叫做张释之,时任中郎将,他认为,之前的帝王们陵墓之所以被盗,是因为在陵墓里藏有大量的奇珍异宝,因此才会招来了盗墓贼的惦记。
而如果不想被盗墓贼打主意,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在陵墓里放那些能引起人贪欲的东西。
张释之的这个提议,让汉文帝深以为然,最终,在原有的陵墓设计方案上,汉文帝又加上了不许把金银珠宝埋入地宫,陪葬器皿一律使用瓦器等诸多规定。
“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于未央宫,继位的汉景帝遵照遗诏,将汉文帝葬入霸陵,而其陵墓内外,也全都按照汉文帝的临终交代进行布置。
也就是说,汉文帝的霸陵,说起来是一个皇陵,但因为汉文帝提前规定了”薄葬“,因此,其内部并无太多的奇珍异宝,而与其他帝王豪华的陵寝相比,霸陵甚至还颇有些”寒酸“。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寒酸,让霸陵躲过了西汉末年的一次浩劫。
公元前25年,赤眉军进犯长安,城破之后,弑杀更始帝刘玄,立刘盆子为帝,随后,赤眉军在长安城以及周边展开了疯狂的劫掠。
作为埋葬汉朝历代帝王的陵墓,同样也遭到了赤眉军的毒手,像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武帝的茂陵等帝陵均未能幸免。
但出人意外的是,埋葬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却在此次浩劫中,基本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
霸陵之所以能躲过赤眉军的毒手,并不是因为赤眉军善心大发,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赤眉军都知道,霸陵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挖了也是白挖。
这个结果,若是汉文帝在九泉之下得知,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不过,这种”薄葬“的方式,却给后人带来的巨大的困扰,尤其是汉文帝曾经要求的“因山为陵,不复起坟”这个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山川地貌的变化,更是让知道霸陵准确位置的人越来越少,到了后来,已经完全不知道霸陵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关于霸陵相关位置信息的最后一次记载,是西晋与东晋交替之际,霸陵遭到了前赵皇帝的刘聪的盗掘,而在这次盗掘之后,五胡十六国时代来临,中原文化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因此,不少文献资料都因此失传,而霸陵的相关位置信息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而后人所掌握的关于霸陵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元代方志学家骆天骧所著的《类编长安志》之中。
骆天骧是长安人,不过,在他出生的时候,长安已经不叫长安,而是叫做安西路,并且,当时正值金末乱世,而长安也已经被蒙古兵占领,不久后,元朝建立。
而作为出身于长安故家旧族的骆天骧,自小经常看到的长安古城,大多皆是”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这种景象,让他无限悲凉。
带着这种情绪,骆天骧经过多方奔走调查,同时集合前人所著的相关资料,最终写出了一部包含旧长安事迹以及各类典故的著作,这便是《类编长安志》的由来。
而在这部书中,骆天骧提到,汉文帝的霸陵,位于如今西安的白鹿原凤凰嘴下。
骆天骧之所以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前文讲过,汉文帝的霸陵第一个特点就是”因山为陵“,也就是利用山体当做陵墓,而在已知的汉代帝陵周边,也只有白鹿原的凤凰嘴符合”山“这个条件。
骆天骧的这种说法,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认可,并且,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明、清时期,都是以骆天骧的说法为准,并且,还在这里进行祭祀,并设立了不少纪念汉文帝的石碑。
也就是说,从元代开始,对于汉文帝的霸陵位置,公开且被承认的说法,就是其位于白鹿原的凤凰嘴。
甚至到了近代,这种说法依然被考古界认同。
但在近几年,关于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的这个说法,却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和考古工作人员开始质疑。
之所以会质疑,是因为考古人员经过对凤凰嘴的实地勘探后,发现这里除了立有几块石碑之外,整个山体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人为开凿的痕迹,如果是因为山川地貌发生变化,导致痕迹被掩埋倒也有情可原,但历史上这里并没有发生过能改变地貌的自然现象。
最重要的是,在2011年前后,汉陵考古队用地质勘探等高科技手段,对凤凰嘴整座山体进行了大范围的细致探索,探索的结果,同样是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陵墓的线索。
最终,考古人员得出结论,认为骆天骧的说法,存在一定的谬误。
与此同时,距离凤凰嘴约有两公里的江村大墓,考古发掘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而汉陵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则把目光投向了这里。
说到江村大墓,它的发现,还要追溯到2001年,在当年,公安机关查获一批非法汉代文物,经审问,得知这些文物来自于白鹿原江村,这一线索被考古专家得知后,迅速赶到现场,几经保护性发掘,最终在这里发掘出一个特大“亞”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
只不过,由于这座墓在发掘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盗掘得十分严重,缺乏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信息,因此,没有人知道这座墓究竟埋葬的是谁。
只能是根据墓地的规模以及陵墓内部的布局等信息初步判断,这座墓的主人是一个大人物。
但随着挖掘的深入,以及在挖掘过程中多个细节信息的汇集,这座墓的主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清晰。
首先,这座墓穴的地面没有封土,其次,“亞”字形的墓穴构造,在汉代是皇帝才能使用的墓葬形制,其他人包括诸侯王都不能用这种形制。
另外,在后续对江村大墓外围的8座外藏坑的发掘中,发现了不少刻有”中司空印“、”车府“等字样的印章,这些印章都是明器中代表官职的象征。
由此,专家们判定,江村大墓周边的8座外藏坑,就好比8座官署机构,而如众星捧月被围在中间的江村大墓,就象征着这些官署机构的领导者。
能领导官署机构的是谁,答案是呼之欲出。
而最终让江村大墓的墓主人被确定身份的,是距离它不远的另一座陵墓,这里埋葬着汉武帝刘彻的奶奶窦太后。
窦太后的陵墓位于江村大墓东北方向,其陵墓形制同样也是“亞”字形,据史料记载,窦太后去世之后,是被陪葬霸陵的。
但史料上还记载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窦太后与汉文帝所生的女儿,在死后也是陪葬霸陵,因此,当时考古人员就提出一种可能,江村大墓会不会是窦太后女儿的陵墓呢?
不过,这种猜想很快被推翻,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江村大墓采用的是“亞”字形的构造,作为公主是不可能用这种形制的,其二,就是在窦太后的陵墓与江村大墓的外围,有一道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60米的夯土围墙。
正是这道土围墙,将窦太后的陵墓与江村大墓围了起来,使两者共同处在一座陵园之内。
而这种两座陵墓共处一座陵园的情况,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同茔“,而一个墓穴埋葬一个人则称之为”异穴“,合起来就是”同茔异穴“。
能采用”同茔异穴“的,基本上都是夫妻。
所以,种种线索都表明,这个江村大墓的墓主人,也就只能是窦太后的丈夫,汉武帝的爷爷,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
当然,考古工作是十分严谨的,没有确切的证据和资料支撑,是不会做出最终结论的,而相关考古工作人员,在经历了数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后,最终确认的了这一考古新发现。
就在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线上会议,会上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确定为汉文帝的霸陵。
至此,霸陵的准确位置终于被确定,而流传千年之久的”凤凰嘴“之说,也因此被推翻,而霸陵的被确定发现,将为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西汉王朝以及汉文帝,带来绝好的机会。
最为典型的应该是睡虎地秦简了,实际上考古界并不缺乏改变历史常识的考古发现,不过很多常识都属于史学界认知的常识,民众并不一定了解。而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一个连普通群众都知道的一个历史常识。
说起农民起义,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陈胜吴广,大雨失期,按秦律当斩,这群人因为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既然左右都是死,何不反了他,或许能够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众人造反,拥陈胜和吴广为头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泽乡起义,刘邦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他的做法是解散众人,各奔东西,他自己逃到山上,亡命天涯。但很多人因为无处可去,愿意跟随刘邦,这样刘邦建立威信,拉起了队伍,最后经过一番运作,夺去了江山,成为西汉开国皇帝。《史记》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家对此也都深信不疑,但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常识。大泽乡起义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其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秦始皇时期的秦法,这些书简是从秦朝一个叫喜的官吏墓中发现的,按照这些出土的的法律条文,像程胜吴广他们这种因为大雨晚到几天,根本不会杀头,只是丈二十而已,这在秦朝,应该是很轻的处罚。我们都被司马迁给忽悠了,古代农耕文明是以人为本,国家实力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口数,所以古代非常注重人口发展,像这种不可抗力因素也要杀人,岂不是自己削弱自己。如果秦朝真的制定这样的法律,那岂不是有点过分脑残了。适当惩罚是可以理解的,为的是避免有人找理由故意拖延,但是如果没有睡虎地秦简,就算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也不会去费心思研究,因为司马迁时代距离秦朝灭亡时间很短,而且《史记》的真实性还是有口皆碑的,根本不会怀疑司马迁故弄玄虚。
在考古界,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简单叙述一下,主要是让大家了解考古工作的重要性,证史,本身就是考古学的众多目的中的一个。
一、清华简的发现。
清华简指的就是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经鉴定是战国中晚期的文物,异常珍贵。从文字角度来分析,应该是楚国地区的文字。
因为在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前,这批竹简就被埋入了地下,所以躲过了焚书坑儒的厄运。不过与此同时,也使得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都没能发现这些竹简。
这些竹简上有很多重要的信息,不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尚书》的发现。有人表示《尚书》不是六经之首吗?千古文人都在读,怎么还需要发现呢?
原来清华简上所记载的《尚书》内容,和后来流传于世的《尚书》完全不是一个版本。不管是立意,还是文风都有很大差异。
这可是引起全国学界震动的大事情,因为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中,所有文人都在读《尚书》,只有元明清三朝少数文人对《尚书》产生过质疑,但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本书是后来伪造的。
这次清华简的公诸于世,彻底揭开了历史的真相。原来后来流传于世的《尚书》除了篇名和古代《尚书》一致外,其余内容完全不同。
其中《傅说之命》三篇在传世《尚书》中的内容,和清华简上的内容,完全不一样。这些内容是东晋时期的文人梅赜所献,因此可以断定梅赜所献的《尚书》是伪造的。
难怪《尚书》的作者是无名氏,只说编书之人是孔子,原来是伪造的!那么这件事跟梅赜就脱不了干系,很可能是他自己写了一套书,假借上古孔子所编《尚书》流传后世,然后一不小心就瞒过了千古文人。
二、西夏文佛经的出土,证明了西夏时期活字印刷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要想让历史被大家所信服,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出实物来佐证这一观点。
不过很可惜的是,就算我们说了几百年这一事实,在1991年之前,始终都无法证明活字印刷术在宋朝存在。
一直等到1991年,出土的西藏文佛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这本佛经是西夏时期的产物,而且是用活字印刷术刊印出来的,所以证明了活字印刷术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是常用的技术了。
这本佛经十分厉害,西夏文字旁皆以吐蕃文字注音,没办法当时的藏传佛教是很牛掰的,而西夏文字刚发明没多久。而且后来西夏还被灭国了,整个西夏文明都被蒙古帝国给灭了。所以西夏文字的传承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情。
三、秦始皇陪葬墓中,出土的金骆驼。
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是西汉时期的张骞带着汉朝的使团闯出来的一条路。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开始,陆续经过了甘肃、新疆、中亚,到达地中海地区。
因此我们确信,汉武帝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起源。但是从秦始皇陪葬坑当中,却发现了国内最早的单体金骆驼。
这是啥意思呢?骆驼这种物种,当时只在西域地区有,中原地区是没有的。如果说西汉之前就有单体金骆驼的话,那么是不是说,先秦时期,就有人曾经走过西域这条路,并且带回了骆驼这个物种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此前关于丝绸之路从西汉开始的说法,可能就无法成立了。因为先秦时期有人就已经前往西域,这可比汉武帝时期,早了至少100年的时间。
四、最经典的,自然是《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
这件事是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一件打脸史学界的事情,因为这份秦简的出土,直接证明了一点,秦始皇时期的法令,并没有想当然那么严苛。
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陈胜吴广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服徭役的日期,陈胜吴广表示,超过了时限,就算赶到了也是个死,所以就让大家跟着他们一起造反了。
实际上这种逻辑我们想想也觉得不对,因为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所有超过时限的人,还可能会乖乖地去领死吗?当然不可能。
他们这帮人肯定会起兵造反,这么一来秦朝的法令这不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吗?等到《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后,果然解释了这个问题。
原来秦国的法令中,超过时限,只是受到惩罚,不是直接砍头。因此陈胜吴广撒谎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司马迁撒谎了吧?
因为陈胜吴广所利用的,是普通民众对秦法的不清楚。一旦钻了这个空子,他们就可以利用百姓们对秦国的不满,发动起义。
这两个人才是罪魁祸首,而司马迁只是将这件事记录了下来,并没有带有自己的个人情感在里面。因此司马迁不需要对这件事负责,他也并没有把秦法一条条列出来。
五、海昏侯的死因很可能得到确定。
近些年考古界最著名的事情,除了大小曹操墓外,那就是海昏侯墓的出土了。海昏侯刘贺,也就是那个被霍光废除了的汉废帝刘贺。
早年刘贺继承了父亲昌邑王刘髆的爵位,成为了新的昌邑王。后来汉昭帝去世了,刘贺在霍光的邀请下成为了汉朝皇帝。
可是仅仅27天以后,霍光就把刘贺给废了。等到汉宣帝刘询上台以后,将刘贺封为海昏侯,这里就是海昏侯墓。
有关刘贺的死,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谜。因为那个时候刘贺正值壮年,推测在28岁左右。一般贵族这个年纪去世,总归有个原因。但是史料里没有给出任何原因。
在出土的海昏侯墓中,发现了刘贺肚子里的香瓜子。这玩意儿直接证明了刘贺是因为吃了香瓜子中毒而死。这就很有意思了,原来28岁左右的刘贺是被人毒死的。无独有偶的是,在辛追夫人的肚子里,也曾经出现过香瓜子。
那么问题来了,香瓜子有毒吗?当然没有,我们现在还在吃。那么是什么有毒呢?很可能是有外力使得香瓜子变成了有毒的东西。
时值夏日,贵族们都在分享香瓜,而且喜欢连着瓜子一起吃。唯独刘贺这儿被人下了毒,可见有人故意针对刘贺。那么谁会这么做呢?
很多人因此都将其与汉宣帝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从史料中可以发现,汉宣帝一直派人在监视着刘贺。
因为刘贺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对汉宣帝的地位是有影响的。正是因为这种影响,使得汉宣帝极有可能成为杀害刘贺的凶手。目前香瓜子的成分还在检测当中,真相大白之日即将到来。
3100年前,商纣王正在洹河边狩猎,目标是鱼和水鸟。没想到的是,一只大鳖在水草中探出头来。纣王拉弓搭箭,“嗖”地一声,箭飞射了出去。
岸边人潮涌涌,争相伸长脖子观看。只见那支箭射入大鳖的左边脖子和鳖盖边缘处,把大鳖牢牢地钉在了河床上。
“神箭!大王英明!大王神武!”围观众人欢声雷动,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一、“作册般”青铜鼋揭开商纣王暴虐荒淫背后的真相
紧跟着纣王的叫做般的作册,也就是史官,更是一连声地喝彩。同时将手中的箭递给纣王。
纣王连发三箭,全部命中大鳖。围观众人的欢呼声更是热烈。
纣王命人将大鳖拾了回来,最初的一箭命中大鳖脖子,其余三箭钉在鳖背上。
“大王真乃神射手!”旁边的作册般溢美之词不断,纣王心里也非常得意,他说:“般,这只大鳖赐给你了。”
作册般对大王的心思一清二楚,他明白这是纣王让他想办法来宣扬自己的功绩。
于是,般命人按照鳖的样子,制作了一个青铜器摆件。并在鳖背上刻上32字铭文,记录了纣王在洹河边射大鳖的事情。
“作册般”青铜鼋上的铭文:丙申,王戈于洹,获。王射,(歺又,意为贯穿)射四,率无废矢。王令寝馗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汝宝。”
岁月苍茫,3000多年的光阴宛若白驹过隙。这只“作册般”青铜鼋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了起来,渐渐被世人遗忘。
2003年,一位老人在洹河边钓鱼,没想到钓上了一只锈迹斑斑的金属大乌龟。
清理干净龟背上的淤泥,四个箭头和几行诡异的字符映入眼帘。
经过文物部门的鉴定,老人钓上来的正是商朝晚期的“作册般”青铜鼋。
青铜鼋背上的铭文让在场众人惊讶不已。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商纣王是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昏君。他宠爱妲己,沉迷酒色,日日酣饮作乐,更设炮烙之刑,残害忠良,几乎一无是处。
可是,从“作册般”青铜鼋上的铭文来看,纣王箭术精湛,四箭都能射中龟背,可见准头不错。而龟甲如此坚硬,能够一箭射穿,实在是威武有力,颇有神勇。
在此之前,河南安阳出土过很多甲骨文。上面记载了很多纣王的情况。纣王是商朝的第32位帝王,“纣”是后世对他丑化的称呼,他的本名叫做“帝辛”。
帝辛孔武有力,能够徒手斗猛兽,神勇无人能及。他三十余岁继位,上位后大举拓展疆界。当时商朝开国已经六百年了,虽然国力不弱,却逐渐显露出很多弊端。
帝辛六十多岁的时候,仍旧四处征伐,他出征有苏部落时,大败有苏部落,部落酋长把女儿苏妲己献出来求和。
据说苏妲己美艳动人,帝辛对她宠爱非常。大肆建造房舍,搜罗天下奇珍来讨妲己欢心。
帝辛加强了敛财和搜刮力度,挥霍无度。同时,由于常年劳师远征,影响了农业生产,粮食短缺。商朝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剧烈。
周文王姬昌利用商朝内部的矛盾,离间商朝君臣,趁虚而入。姬昌亡故后,他的儿子们继续征伐商周,终至帝辛自焚而死。
为了笼络民心,增加自己讨伐商朝的正义性,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的极大罪证,并将妲己妖魔化,四处传播。
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纣王和妲己的形象越来越极端化。世人几乎把天下之恶都归于两人身上。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纣王肯定不是个十全十美的帝王,缺点不少。不过也没有史书上和奇谈怪志上所描述的那么不堪。像商纣王这样被丑化到极端的帝王实在也有点可怜了。
二、《竹书纪年》揭露尧舜禹禅让真相?
月黑风高,盗墓贼爬进一座古墓,挖出了一堆竹简。他不稀罕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点燃了一些用于照明,其他就随手扔在了一边。
这个盗墓贼叫做不准,公元279年,西晋时期,他挖掘到一座魏国古墓。
因为他当时用了一些竹简点火,造成竹简内容缺失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共十三篇,叙述上启五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包括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
这些竹简所记载的内容就是《竹书纪年》。
不准可没有想到,这本《竹书纪年》如此毁三观,几乎彻底颠覆了魏国之前的历史,让人目瞪口呆,不可置信。甚至在今后的1000多年里,《竹书纪年》都是禁书。
众所周知,秦始皇焚书坑儒,记载秦以前历史的书籍几乎被销毁殆尽。
后来我们所了解的有关秦以前的历史,源自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在《史记》的记载中,对于尧舜禹的禅让是这样写的。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不成器,于是决定从民间选拔贤良之才。
他举行了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便对舜进行了3年考核,认为他可以胜任,就命舜摄政。
舜的政绩得到各方肯定,于是帝尧举行禅让仪式,在祖宗牌位前大力推荐舜来做自己的继承人。
舜继位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选拔国家领导人。在治水的考验中,大禹表现出色,于是帝舜举行禅让仪式,大禹在舜死后便成为国家领导人。
禹继位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先后指定了皋陶、伯益作候补继承人。
这段佳话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可是《竹书纪年》却打破了这个美好的童话。
《竹书纪年》中是这样说的:尧想要将王位传给儿子,舜将尧囚禁起来,后又流放,甚至不让尧的儿子去见他。
舜即位后清洗政敌,杀掉了尧的几名心腹,这里面就有大禹的父亲鲧,于是大禹暗中积蓄力量,据夏地抗击舜,击败舜之后将其流放苍梧至死。
按照这上面的记载,古代圣王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竟然是政变和复仇,而不是儒家所称赞的“德治天下”,“任人唯贤”。
这是不是非常让人出乎意料?那么到底哪段历史是真实的呢?
从时间线上来看,《竹书纪年》比《史记》还要早200多年,更贴近尧舜禹禅让的年代,很有可能《竹书纪年》记录的才是真实的历史。
那么,可能会有人发出疑问,这本书为什么成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漏网之鱼呢?
这是因为在秦始皇焚书时,《竹书纪年》已经跟随着它的主人埋葬在墓地里了。因此得以逃脱一劫。
或许还有更多的历史文献在地底沉睡,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也会重现于世间,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
三、六件无臂黑色陶俑揭开一个流传700年的错误
2002年,中国驻美大使突然收到一份国内刑警组织发来的紧急通知,美国某拍卖行马上就要拍卖的六件无臂黑色陶俑,是从陕西窦皇后大墓中所盗,需要马上制止此次拍卖。
在此前一年,白鹿原上一连发生了三次离奇的盗墓案。
经过缜密的调查,盗墓贼很快就落网了。他们在墓地中盗走了200多件陶俑,其中就包含美国市场上的这6件陶俑。
盗墓地点发生在窦皇后陵墓附近,警方初步认定这些盗墓贼所盗的就是窦皇后墓。
可是,考古学家现场勘探后,惊讶地发现这几个盗出陶俑的盗洞距离窦太后的封土竟然有800米之遥!
盗洞周围没有封土,也没有任何陵墓的标志。从地面上看,根本看不出这里有一座墓地。
考古学家手持洛阳铲,在盗洞附近一寸寸地开始了勘探。
洛阳铲深入到地底,带出的泥土越来越让人震惊,这座被命名为“江村大墓”的墓地规模远远超出考古学家们的想象。
1、大墓中盗出的陶俑从风格上来看,与汉文帝儿子汉景帝刘启的阳陵、孙子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中所出土的陶俑风格一致。
2、江村大墓的形状形似繁写体的“亚”字。有着四条墓道的大墓,最长的墓道竟然有120米!墓地周围排列着70多座随葬坑。在中国古代的墓葬习俗中,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拥有这样的墓葬。
3、江村大墓的位置在窦皇后陵旁边,完全符合汉代帝后陵丧葬的习俗。而江村大墓距离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墓也很近。这个位置除了汉文帝陵墓,不可能有其他西汉帝王的陵墓。
4、江村大墓江村大墓既没有高大的封土,也没有改变山川的原貌,完全是借着白鹿原的山势而形成。与史书中所记载的汉文帝霸陵相符。
考古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可是,马上就有人提出了否定,汉文帝的墓地早在700多年前就已经确定了。在距离江村大墓东北2公里处有一个形似鸟嘴的山梁,叫做凤凰嘴,那里就是汉文帝的墓地霸陵。
公元1296年,元代方志学家骆天骧实地探访了长安古迹,搜集考证,写了一本《类编长安志》。
这本讲述古代长安城市变迁的书中,是这样记载汉文帝的陵墓的:“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
这是最早记载汉文帝霸陵地址的古代文献。明清时期很多官员在凤凰嘴立了十余座石碑,用来纪念汉文帝的丰功伟绩,这一切都表明凤凰嘴就是汉文帝霸陵所在地。
2011年,考古专家们对凤凰嘴进行了两次调查勘探,一寸寸地用洛阳铲取土。竟然没有发现陵墓中常见的五花土或者夯土,山体上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开凿过的痕迹,
这个千百年来被认为是汉文帝陵墓的地方,竟然没有任何古墓!
一个持续了700多年的错误就这样被纠正了过来。原来江村大墓才是汉文帝真正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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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让大家既长见识又笑喷了的啊。
大家可能对这两年非常火爆的海昏侯墓印象很深刻。从2015年开始,它们开始电视直接直播考古现场以后,形成了一股热,大家每天都在关心这个墓葬的发掘进展。其中有很多细节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考古领队杨军亲口跟我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当时在一起有好几个老师在场,笑得我们呀不行不行的:
他说,练老师,你不知道,我们在考古现场,一边要挖掘,一边要回答记者的各种问答,真是忙得晕头转向。
然后他就说发掘到马蹄金那天,大家无比地激动。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后来的展示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当时他们的激动之情。可不是么,他们是各种婀娜多姿地展示马蹄金啊。
当第一块金子拿起来的时候,记者们马上凑上去各种拍,眼尖的记者发现上面有一个“上”字:
于是马上问杨老师,他的反应也快,说这个应该是“上林苑”的简写,代表皇家监造。确实后来也有学者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如果只有“上”也就罢了,可是没一会儿,他们发现又来了:
上面有“下”字,这个“下”字怎么解,或者是“上林苑”之外的“下苑”,杨老师隐约记得有这么一说,但是现场根本没有查资料的可能性。好吧,有上就有下,总算交待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又来了:
这个“中”字,杨老师只好说,我也猜不出来了。
这一波三折的过山车体验,杨老师说每天都有,他的压力好大啊。
其实不止马蹄金有上、中、下三个字,麟趾金上也有,说明这三个字在当时不是随意刻上去的。当时具体的含义学界暂时还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
19世纪,算是考古大发现时期,颠覆了许多旧知识,挖掘出许多新历史。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实证精神:巴比伦泥板书、亚述尼尼微古城、印度哈拉帕遗址……统统都揭开了尘封几千年的历史。19世纪我们的很多文化人在干什么?研究茴香豆的“茴”几种写法?考证红楼梦里面谁跟谁“扒灰”?
《红楼梦》固然是了不得的好小说,但是整出个“红学”,消耗人力物力,美其名曰“考据”,实际是专门抠字眼抬杠,就算证明了“三个男人跟秦可卿乱伦”,又有什么意义?完全是吃饱了没事干。闲话少叙,话归正传:
“特洛伊木马”的故事,不但在西方广泛流传,就连咱们也是耳熟能详。讲的是“一个女人引发的两国战争”:斯巴达的美丽王后海伦,遇见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双方一见倾心、两情相悦,就牵手私奔了。斯巴达国王怒了,就喊着希腊的众兄弟城邦,组团开战,要暴揍特洛伊人,抢回老婆。
希腊联军群殴特洛伊人,打了十多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都战死了,海伦还是没有回心转意,转身嫁给了帕里斯的弟弟:得伊福玻斯。(邪恶猜想:估计斯巴达国王太丑,或者有狐臭?反正海伦就是不想跟他过)。硬干是在没辙了,那就智取呗,希腊人想出了,木马里面藏人的招——留下个大木马,假装退兵。特洛伊人把大木马,当成战利品推回城里。夜半三更,木马里爬出人,打开城门,里应外合,特洛伊城终于被攻破。
这本来就是古希腊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后来靠着《荷马史诗》发扬光大,传到整个欧洲。大伙也都把这当成是神话故事,夸夸瞎子荷马写得好而已。有个德国愣头青,偏偏认为神话里面隐藏着真实的历史。他就是德国版的摸金校尉(传奇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
这是个狠人,为了证明故事里的国家真实存在过,非要到实地去搬山卸岭。先是经商攒钱,接着是学外语,不知道会用到哪门外语?没事,先学会18门再说(欧洲、中东的语言基本学了个遍)。40多岁时终于开工,七八年的分金定穴(实地考察),终于在土耳其和希腊发掘出,《荷马史诗》中提到的一个个古城。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国和迈锡尼古国,被证明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在一座迈锡尼遗址,海因里希·施里曼发现了大量黄金:黄金酒杯、黄金王冠、黄金匕首……正好证实了故事里,迈锡尼富有黄金的说法。看到头戴黄金面具、胸着黄金盔甲的男尸,海因里希·施里曼霸气给希腊国王发信:我正在看着阿伽门农(希腊的众王之王)。
1990年浙江杭州一名中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骨器、陶器碎片,还说曾看到过一条船,怀疑是上古遗迹,就报告给了老师,转到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工作人员去现场勘探,发现湘湖砖瓦厂已在此取土20多年了,遗址的堆积层只有十米多长,在这块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片。
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双耳陶罐。
彩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签,要知道举世文明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那里只出土了4片彩陶,而湘湖砖厂数量巨大,且颜色鲜艳,比河姆渡要精美得多,而且文化特征不同,所以湘湖砖瓦厂是不同于河姆渡的另一种文化,考古工作者取名为跨湖桥遗址。
图为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发掘现场。
把出土的彩陶送往第二海洋研究所做碳14分析,鉴定彩陶的年代为8000年,早于河姆渡的7000年上限,如果真是8000年,那我们史学界认定的中国最早新石器文明遗址,河姆渡将被打破,而是早1000年的跨湖桥遗址。陶器比河姆渡要好,时间还要早1000年,史学界也争论不休,因为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跨湖桥遗址暂未定性。
《易经》记载的古人刳木为舟,跨湖桥8000年前的先人给了实证。
直到2000年因要修建高速公路,跨湖桥遗址开始抢救性发掘,不但出土了大量石量、陶器,骨器,共修复了陶器150多件,出土大量的动物骨胳发现那时先民已开始驯养动物,很多精美的石器已超出了工打造,特别是出土的黑陶,比距今5000年良渚出土的黑陶还要精美,不久中国最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得出的年代结论依然是8000年。
跨湖桥遗址的世界之最与中国之最。
但在2002年跨湖桥遗址专家会上,全国的考古专家却很难给跨湖桥遗址定性,因为我们最早的河姆渡是7000年,这个超越了河姆渡时期的,谁也不敢下结论,不久跨湖桥遗址传来一个震奋全国的消息,发现了中国人类最早的船了,它是个独木舟,长5.6米,船内发现有黑焦面,证实是用火焦法制造的,旁边还有两片木桨,当年河姆渡曾出土过8只木桨,年代为7000年,而这条船经过碳14和热释光检测,定为8000年,所以跨湖桥遗址将中国的史前文明向前提升1千年。
有句话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时候确是如此,因为人们更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很多历史真相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历史由于时间推移,真相被洇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但是由于不断的史料出土往往使得我们一贯认为的真相变得经不住推敲。
一
根据科学思维,任何事情都需要讲证据。但是历史由于时间的久远,往往缺乏证据,比如说商朝的存在。
虽然史料和古籍上记载的商朝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这就使得很多人否定商朝的存在。一直到清朝末期,有一个叫王懿荣的人偶然去中药铺去买中药,他发现一个叫龙骨的药材。
他觉得很奇怪,于是翻开中医典籍,发现并没有这个药材,于是他研究了这个叫龙骨的东西。他惊奇的发现,每一个龙骨上居然都刻有类似文字的东西。
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推导,他确认龙骨上刻的图形就是文字。这就是甲骨文第一次出现的世人的面前。
因为殷商时代的人们,会把占卜的文案刻在乌龟壳或动物的骨头上。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为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
在文化价值的同时,其实还有史料的价值。由于甲骨文的出现,导致到后来殷墟的发现。
使得殷商的存在具有了第一手的证据,使得很多人认为殷商的存在只是传说的言论被推翻。
二
我们再讲一个案例。根据史籍的记载,纵横家,苏秦和张仪是同时代的,他们一同推进合众连横的策略,并且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徒弟。
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问题。但是1973年,马王堆考古发现《战国纵横家书》,这是一部类似《战国策》的书籍,但是二者却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比如根据战国纵横家书的记载,苏秦和张仪根本不是同一时代,苏秦要比张仪晚玩20年。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认为苏秦是大师兄,但实际上根据目前的新的出土资料证明,张仪才是大师兄。
这就使得人们对于纵横家苏秦和张仪的一贯认知被推翻。
三
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孙武和孙膑是两个人。
但其实在古代,千百年以来,很多人认为孙武就是孙膑。
虽然太史公的《史记》里面记载,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但是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使的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人质疑。
比如有人认为孙武就是孙膑,又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甚至是曹操写的。
但是由于1972年银雀台的考古,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不仅使得孙膑兵法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同时也有力地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书,同时也证明了太史公的《史记》是正确的。
这也就推翻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孙武和孙膑是一个人的推测。
实际上很多历史,很多人物,由于史料的缺乏,往往使得真相变得模糊,但是由于不断的考古发现会推翻人们很多习以为常的认知。
就好比有人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这里来说说均田制。这是一种存在于北魏到唐朝的土地分配制度;概括起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 一夫一妻田百亩——再穷的人,也要有田种。
- 100亩地中,口分田80亩;这些田,死后不能传给子女,要交还给政府,政府再分配给需要的人。
- 余下20亩,一开始叫桑田,到了唐朝叫永业田,其实还是桑田,可以传给子女。为什么桑田可以呢?因为桑树长得慢,一代人的时间里,还不能完全长好,如果政府要收回,就没人认真种桑树,养蚕宝宝了。
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要介入基层每家每户的土地分配。
上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很多数学者不相信一个古代的政府,一个落后的封建王朝,竟然能把这样的事情做起来。比如,日本学者铃木俊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唐朝的时候,这些田其实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只是以口分田、永业田的名义登记,政府根本不可能给每家每户授田。这种说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见铃木俊《关于唐的均田法和唐令的关系》,徐少举、李文益《唐代“私田”研究综述》)
要之,二十世纪30年代前后,不少学者都不相信唐朝真的会把土地分配给农户。
然而,随着对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的深入研究,学者推翻了这一认识。大家终于认识到,均田制是真的施行的一种制度,只是对于各种细节还有许多争论——比如实行的范围和程度,什么时候开始消亡啦。就是说,政府真的在给普通农户授予土地:
上图截取自池田温《唐代敦煌均田制考察之一——以天宝后期敦煌县田簿为中心》,是当时普通人户获得土地的记载——其中,田四十亩、二十亩、三十六亩不等,即敦煌县授予均田农民的土地。池田温还整理了文书所见八世纪敦煌的土地授予情况: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敦煌、吐鲁番等地文书的出土,很多学者可能至今依然不相信,一个古代政府竟然真的可以在基层执行均田制,给普通农户分配土地。